顾骏

　　7月11日，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局）提出申请，要求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计划外罚款）收支及审计情况等政府信息。一个月之后，19个省级财政部门和12个省计生部门，给了书面回复，其中10个省份给出了明确数据，分别为：福建20.7686亿元、广西8.6321亿元、海南2498万元、河南15.9856亿元、吉林6771万元、辽宁9100.19万元、四川24.5014亿元、重庆16.5亿元、云南2.2046亿元、湖北7.9817亿元，加在一起约有100亿元之巨。曾有估算，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额为200亿元，现在看来，不算离谱。计划生育是国策，计生部门确实责任重大，不过拿到的奶酪也不小。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当年曾经明确，“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转眼33年过去，现在到了重新考虑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近年来，不时传出消息，计划生育政策将调整，最近更有报道，国家将试行“单独二胎”政策，即过去，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才能生育二胎，现在只要一方为独生子女的便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据说关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在拟议之中。

　　报道一出，再次引发热议。国家卫计委极为罕见地在一周之内三次回应“单独二胎”问题，其新闻发言人强调，我国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云云。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单独二胎”，但想想只要独生子女政策有任何松动，必定会影响到各地计生部门的那块庞大的奶酪，让人很难有太乐观的期望。

　　专家要求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主要基于两点。首先，生育权是属于基本人权，在特定国情下，国民响应国家号召，接受对这一权利的限制，道理上也说得过去。但一则国情有所变化，就应当及时恢复国民生育权，这是天经地义的，何况还仅仅只是“二胎”加上“单独”。二则30多年累积下来，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失独家庭”群体，即在独生子女因各种原因去世后，夫妇中女方已超过生育年龄，家庭提前进入“空巢”状态，晚景难免凄凉。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达100万以上，每年新增7.8万，如果开放“二胎”可以明显减少未来“失独家庭”的增加，提高国民的福利。

　　其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2年全国劳动人口较上年减少345万，60岁以上老人增加了891万，抚养人口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多的趋势从此将愈演愈烈，到2035年，全社会将形成两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老人的高负担状态。正是出于对未来庞大人口的结构性失衡的担忧，专家才一再呼吁抓紧开放“单独二胎”乃至所有二胎。

　　对此，社会上始终有反对意见，主要以党政官员为主，还有部分学者，其理由主要就是中国人口总量过大，资源不够。其实这是典型的“鸡对鸭讲”。主张放开的学者关心的是未来老年人靠谁抚养，不是眼下“人均占有资源”是否合理，今天放开二胎，不可能缓解眼前的老龄化，但到2035年确实可以多几个劳动力来抚养那时的老年人：常识告诉我们，哪怕国家政策一放开，国民就踊跃生孩子，都少不了十月怀胎，即便明年放开，马上“造人”，当下成功，也要后年方能出生，到2035年才刚20周岁，大学尚未毕业。反过来，如果晚十年放开，到2035年还处于被抚养阶段，那岂不是在老龄化泰山压顶之际，又凭空增加一批被抚养人口，如此岂不会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劳动人口雪上加霜？人类社会已经历过“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还没见识过“沙漏型”人口结构，中国难道准备给历史提供一个空前绝后的人口模型及其崩溃的案例吗？

　　想当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进何其迅速，如今退出却何其艰难，原因之一在于政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2005年底，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已高达508713人，其中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达812.85亿元，而高达200亿元的社会抚养费中，许多县级政府规定80%～90%归当地计生部门，且最终流向不明。20年后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能让有关部门和官员放弃嘴边的奶酪，而对“单独二胎”高抬贵手吗？毕竟不需要严控一胎之后，既要不了那么多工作人员，“社会抚养费”又将大为缩水，这被分流的人员去哪里？坚守人员的奶酪还剩多少？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要让人不踌躇再三，确实也难。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