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北京美豪富邦酒店“浴巾擦完马桶擦茶杯”一事，最近被媒体曝光，引起轩然大波。此事有关方面处理神速，也许不日就成为旧闻。但是，留下的问题仍然在那里，并不会因为这一事件得到迅速处理而过去。

　　 首先，此事让公众震惊甚至恐慌的并非这一家酒店的问题。许多人怀疑这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缩影。当然，并没有人提出系统的证据，但人们难免根据各自的经验和常识浮想联翩。

　　 下一个问题，则是被公众所忽视的，虽然许多事情就发生在身边。这个事件真是那么极端吗？我听说有些城镇居民抱怨：家里请了保姆，结果干活儿时擦地和擦桌子的布不分。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难道是新鲜事吗？

　　 在我看来，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度城市化进程中典型的城乡磨合的问题。高速城市化，使大量农民工涌进城市。我2011年夏天回北京，头两星期走遍附近的服务设施，包括许多相当高档的场所，居然没有碰到一个北京人。后来到了所住的饭店前台好奇地问：“你们这里有北京人吗？”小姐笑容可掬地答道：“有的，有的。不过她正好现在不在班上。”我也就姑且信其有了。

　　 外地人承担了北京关键性的服务，也改变了城市的服务质量。在八十年代，北京服务态度之差是有名的。随便买个东西，都难免忍受服务员的恶声恶气。如今换了外地人，服务实在殷勤多了，在北京逛商店，也比三十年前舒服多了。

　　 不过，大量的外地人，有许多来自非常偏远的穷困乡村。生活习惯和城市有天壤之别。那些擦桌子和擦地的布不分、“屡教不改”的保姆，大概也是如此。当然，还有不少这样的外地人最终在城市落户了，带来了家乡的习惯。比如，他们搬进公寓楼，吃完饭把剩饭随手往阳台外面一扔，让楼下的邻居叫苦不迭。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中国特别的国情。比如在日本，我2000年前后还看到这样的都市景观：一位西装革履的公司职员，居然当街转身就小便。都说日本干净，讲礼貌过分，但这种事情当时还经常能见到。往好处想，人家没准儿也是在高速城市化中进城的农村青年。在家乡地头小便大概不算什么不文明吧？还记得一位美国汉学家写过篇文章：他当年在台湾乘飞机，刚刚坐下，一双泥巴脚就踹在自己脑后。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农民模样的人，落座后就旁若无人地把脚跷到前座上方。这位老美本能地大怒：怎么可以这么粗野？!但他毕竟是非常敏感的历史学家。转念一想：这也许是农民第一次坐飞机吧？如今农民也能坐飞机了。多么大的进步呀！

　　 凡此种种，并不是想为落后愚昧的行为辩护。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落后愚昧的行为，是社会环境所塑造的。这种社会环境，比如城乡隔离等等，本来就强烈地歧视农民，使他们成为受害者。如今他们终于有机会进城了。但过去社会对他们的歧视，造就了他们特有的行为模式。现在的社会，也似乎不愿意为此负责任。

　　 应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从国家到社会都对农民严重失职。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太多政策对这些占人口大多数的受害者进行补偿，而是把他们当做廉价劳工，当做经济竞争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对这些为中国经济起飞立下首功的人，并没有提供必要的服务。

　　 国际上许多专家指出，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移民”，卷入的人口数量可达数亿，并且在未来几十年仍将继续。如此创纪录的人口运动，对既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是个严峻的挑战。为了顺利完成这一巨大的转型，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必须对这些移民提供必要的服务。我过去几年一再呼吁：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重点，不是建设什么一流大学，而是为数亿进城的农民提供便利、廉价的教育机会，把这些还不太理解城市生活和现代工业的移民转化为训练有素的产业技术工人。否则，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难以维持长久的竞争力。

　　 （作者为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