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2013年，跨国药企在中国集体遭遇“滑铁卢”。

　　面对着猛烈的反贿赂风暴，很多原先拥有光辉形象的跨国药企纷纷马失前蹄。其实，很多这样的企业在国外所做之事均合乎法律，而到了中国，则主动自降身段，在灰色的寻租空间，为了逐利不惜游走在法律之外。

　　在我国，看似对外资医药限制很多，但这些障碍并未给外资药企形成实质性的阻力，这两年其在华业务实现飞速增长。一方面，国内药品政策对外资企业的高门槛似乎成为了其药价虚高天然的挡箭牌；另一方面，外资药企在进入中国时，利用选择中国区高管的时机，已经悄然布局了复杂的政商关系，为其打开中国市场来修桥铺路。

　　外资药企们早已认识到，单纯地依靠市场运作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比如各省招标管理、基本药物的遴选、医保目录的增补、GMP 的新标准等，都会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管制和影响。因此，欧美的跨国医药公司在来华投资的第一天，就把影响和公关政府相关的决策部门作为其最重要的工作。

　　由于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市场准入管理比较严格，跨国公司在中国新设一家企业或者并购国内企业需要市、省，甚至中央商务部门的审批、工商部门登记。这就造成了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政府事务主要以跑审批或解决问题为主。

　　在这种背景下，与主管的政府官员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前，有媒体报道，2003年加盟诺华公司任中国区总裁的李振福，曾经是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海外董事会成员，并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美国百人会成员。李振福加盟诺华中国后，诺华中国区2004年增长36.3%，其中制药增长39.1%，这两个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诺华全球的增长速度，接近全球增长速度的3倍。

　　而现任美国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公司发言人冯丹龙则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孙女，她曾担任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辉瑞的另一个部门——战略政策部门的负责人张建欣，则拥有中国政府工作经历，曾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主要助手，工作在中国国际关系事务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最前沿。1997年，张建欣在香港回归中国这一历史性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担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的新闻官。

　　如果说销售体系中的医药行贿是被动而为之，那么在华深耕政府关系、聘用前政府高层人士做企业高管的行为，则为一些外资药企在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