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松

　　关于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问题，中国企业界的两位教父式人物——柳传志和王石——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但无论是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还是王石呼吁“联起手来，通过理性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参与制度建设”，其背后的语境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感受到了某种强大力量的压力。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无比微妙，以至于中国财富阶层都在纠结自己是“强迫谈论”还是“强迫不谈论”政治。只有当一个话题变得有“禁忌”意味时，这样的选择困境才会出现。

　　为什么商业和政治的关系会变得如此敏感？自古以来，中国商人对“政治”及其代表的权力都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他们通过与权力的默契和交换来获得财富，但他们难以获得与自己的财富相匹配的权力，朱元璋可以凭一道圣旨就收走沈万三的聚宝盆，这个充满隐喻的传说始终困扰着中国商人对财富所有权乃至个人命运的判断。

　　在传统的政商关系中，因为权力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变数，在这个财富阶层的内心植入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深知，权力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极容易变得乖戾而贪婪，而这对他们来说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美国学者洛伊丝·莫克认为，不安全感是公民对正常秩序和社会控制下降的一种反映。对于商人来说，他们的不安全感正是来自于不受控制的权力对正常商业秩序和游戏规则的破坏。

　　正如许小年[微博]先生所说，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企业家的信心。当法治的严肃性受控于人治的随意性之后，很多事情变得扭曲变形，面目全非。企业家有理由担心自己的“聚宝盆”会被轻而易举地收走。曾成杰、李途纯、兰世立等人的遭遇不可能不深刻地影响企业家的内心世界，用王石的话说可能叫“兔死狐悲”，这导致他们不得不常常恐惧地环顾四周，是否也有一杆猎枪在悄悄地瞄准他们。

　　有人调侃说“中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种说法略显夸张，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环境之复杂亦可见一斑。曾因“非法集资”罪名入狱的企业家孙大午最近总结了“中国生意人的十宗罪”，他认为，这些罪名成为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新原罪”，一不小心就可能因此身陷囹圄。一位企业家曾忧虑地说：“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这样的心态在中国最踊跃的财富创造者中间弥散，对一个有志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来说，值得警惕。中国的精英移民现象已成风潮，随之而去的则是人才和财富的双重流失。与此同时，包括牛根生、马云[微博]、宗庆后在内的中国顶级企业家纷纷表达了自己创造的财富属于国家的言论，这种言论背后隐藏的意味，或许并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