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刊文，为眼下正在启动的新一轮投资辩护，表示此轮投资与当年四万亿不同，文章引述专家的话称，此轮投资定位更准确，目标更明确，且政府资金意在引导，更多是把投资机会让给民间和市场。

　　这种辩护看起来颇有意味——过往政府投资总是理直气壮，深以为豪，这一次却深怕被误解，甚至有些小心翼翼。按照文章的说法，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有点谈投资色变。而人们对投资心有余悸，与当年“四万亿投资”的负面效应有关——明确指摘四万亿投资有负面效应，恐怕也是官方媒体为数不多的一次。

　　时至今日，为“四万亿”辩护的声音也从未消失。坚信四万亿投资势所必然者认为，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没有四万亿投资托底，中国经济难逃萧条命运。即使有一些负面效应，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是不可不为。也因此，目前中国经济低位运行，期待决策部门效法 “四万亿”，出台新刺激计划的预期日高，甚至听闻有投资项目或计划获批，就很容易联想到“四万亿2.0”。

　　不过这绝非决策者所主张和乐见。李克强总理早就言明，靠刺激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空间不大。如今来看，四万亿计划之下，强大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巨额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只是一种幻象。倒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累积，影子银行泛滥，以及加剧的产能过剩，拖拽着中国经济转型和调整的步伐，每前行一步都要顾虑可能的雷区。如果再来一个四万亿，中国经济如何消受？

　　从政策逻辑看，稳投资的确是稳增长对策之一，并且在消费和出口不振的情况下，稳投资尤为关键，况且中国也并非没有投资空间。但是怎么稳，靠谁去稳，资金投向何处，内中差别却很大，的确可以不同于四万亿。沿袭旧例，放手让地方政府投资，让城镇化变成一场新的政府投资盛宴，中国经济不仅会坐失转型良机，恐怕也会就此丢掉长期增长机会。这绝非新一届政府的选项。李克强总理年初赴沪考察时问上海要不要改革，应当也是对所有地方主政者的追问。

　　为新一轮投资的辩白，多少体现了决策层的担忧。决策层担忧市场将其解读为新一轮的政府大手干预，而忽视其中的改革线索；决策层更担忧地方政府将之作为大干快上的借口。2008年时，中央政府规划的投资不过四万亿，而地方政府此后公布的投资计划共计就有二三十万亿。这一次，地方大员会否再次上演投资竞赛？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改革本身需要付出代价，也是有时间成本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很多时候，人们更乐意看到短期刺激带来的“繁荣”，而选择性忽视其背后的风险。这对决策形成是有压力的，为政者当然不可不察。目前对官员的考核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政府改革行在途中，地方官员对大投资换取高GDP的模式偏好依然，一旦信号模糊又缺乏管治手段，地方掀起新一轮不计成本和后果的投资热是大概率事件。

　　避免走老路，决策层意识到了风险，也给出了解决方案，比如“不撒胡椒面”，政府不再大包大揽，更多的是把投资机会让给民间和市场，等等。思路固然正确，要权衡和思量的因素也不少。比如说，政府资金要起引导作用，投向哪里投入多少，分寸如何把握，又有谁来监督政府投资？让利于民间想法不错，前提是打消各色的机会主义想法。比如眼下正在吸引民间资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领域，早前在一些地方，不正经历了一轮以清退民间资本为特征的国有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