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佟文立报道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四五月份，关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报道两度见诸于国内媒体的公开报道，甚至由国资委牵头拟定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大致内容都已经勾画清楚——对国企进行战略性定位，一类是公益性国企，另一类是竞争性国企，在分类的基础上，再根据重点行业的产业发展的情况来制定国企改革方案。不过没有出乎意料，这份基于“行业”功能划分思路的《意见》迄今为止也没有正式出台。

　　“嘴上老说市场化改革，但思维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业管理。”中关村一家IT企业的CEO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到。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抓大放小”到后期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和“有所为，有所不为”再到2006年国资委宣布“七大行业绝对控股、九大行业相对控股”，“行业”的性质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和改组方向的“背后”逻辑。但绝对控股的“军工”和相对控股的“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从技术角度看就有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信息技术和复杂机械类装置正是所有类型武器装备的基础。也正是某些技术的“两用技术”特性，“寓军于民，军民结合”才能成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方向性原则，而这个“民”既包括民用工业，也不排斥民营企业。

　　“在产业升级的问题上，国资委倒是应该好好分析一下具体领域里国家队的现实状况，不要用政治思维强压国家队去承担自己都不想承担的责任。前些日子开会，某位院士在会上公开说国家队就水平很高吗，中国足球的国家队就不怎么样嘛！”前述中关村一家IT企业的CEO用调侃的语气对记者说道。

　　记者注意到，从2012年7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到现在已经一年时间，而围绕中央6号文的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措施依然没有正式出台；但超过20个省市发布了落实和实施意见性质的文件并投入财政资金组织专项工程。

　　如果说产业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令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新一轮改革复杂化，那么当下中国金融生态系统的问题更是使改革多了一个维度！

　　从2010年起，国有企业性质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就成了中国经济的一看点。公益性和竞争性显然都不足以概括这类带有“经营城市”功能色彩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园区开发、市政建设和交通公路类基础设施。但这类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泰达一位退休官员对记者说道：“眼下的中国房地产和土地财政问题一度被归为浙江省杭州市某位领导提出的城市经营口号，但其实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从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吸引外资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已经开始了，把耕地变成熟地达到‘三通一平’都需要投入，投入的回报只有外资企业的税收，而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企业就得在地价上给出优惠，尽管这种优惠价格要低于土地开发的成本是一种有损国家整体利益的恶性竞争。”

　　依照《预算法》，地方政府被禁止举债，但地方政府以财政预算的隐形担保和可作为抵押品的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资产正是让投资者不觉得地方政府性债务有任何信用风险的体制性因素。

　　针对时下地方政府性债务和地方国企的“交织”现象，国内著名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地方政府企业的财团化的确有这样的趋势。但是，财团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金融控股公司或基金为主体的财团化，一个是综合商社为主体的财团化。前者解决地方政府政府资金和债务问题，是他们更多、更容易做的事。后者是进行产业组织，但是地方政府并不知道如何做，往往都在搞各种产业园，以为就能把产业做起来，结果都是房地产项目。因此，要防止地方政府财团化把经念歪了。一定要强调，地方政府公司走财团化道路时，要产商融结合，而不仅仅是产融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