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灏

　　 近来因为采访茅于轼、张维迎而要研究他们二位的相关背景资料，却发现他们都曾共同与一位声名享誉世界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关系密切。张维迎曾自述因为结识了茅于轼和杨小凯，人生“突然开了一扇窗”。茅于轼说他与杨小凯认识有20多年，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写入了杨小凯的分工理论，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真挚的情谊。但文献检索发现，在中国，有许多位和茅于轼、张维迎一样深具影响力的名学者如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等，都与杨小凯熟识。在国际经济学界，科斯、萨缪尔森、布坎南、萨克斯、张五常、文贯中、邹至庄等，都与杨小凯有过密切合作。

　　 实际上，几乎是每年，中国学界不仅是经济学界都会举行一些纪念杨小凯的活动。就在前不久的杨小凯逝世9周年纪念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还举行了一次“杨小凯学术思想研讨会”。学界的这种坚守与执着为的是什么？今天为什么要纪念杨小凯？

　　被中国学界视为楷模

　　 文献检索显示，2004年，在杨小凯逝世一周后，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曾为他举行过一个追思会，学界名人如林毅夫、茅于轼、吴敬琏、樊纲、张维迎、海闻、周其仁、钱颖一、陈平、徐滇庆、宋国青、李稻葵[微博]、卢峰、汤敏、左晓蕾[微博]等，都前往出席并发表感言。

　　 林毅夫称赞“杨小凯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已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我们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樊纲则叹言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利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微博]，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和楷模”。

　　 张维迎说：“22年前与你相识，从此你就成为我心中的楷模。每次与你相聚，我都发现，你总是站在经济学的前沿。你的思想总是给我启迪，你的成就总是催促我不断奋斗。我羡慕你、崇拜你，为世界上有你这样伟大的华人经济学家而骄傲，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最值得关注的是周其仁对杨小凯的一个直言本质的评价：“从小凯那里受教益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赏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直持有清醒的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并不是情绪化的表达，更不是因为他本人境况不佳，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刻体验，来自他自己在学术方面的长期探索。”

　　 研究产权制度卓有成就的周其仁说：“杨小凯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依赖分工，重要的是依赖分工水平的不断提升。要提升分工水平，就要解决更高水平分工的协调问题，其中制度条件非常关键，核心就是产权制度。”周其仁的这种见解，被学界看做是理解杨小凯经济学理论的一把钥匙。

　　 事实上，杨小凯始终关注中国制度变迁，先后提出了开放户籍、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建议，认为“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中国才能像500年前的英国，真正的腾飞”。

　　 茅于轼曾因此评价说，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显然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技术上的引进而在制度上没有变化，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间，中国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看到这一点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过去20年的情况做一下回顾，再想想将来20年会有什么变化，就会觉得将来我们不论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会有更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现实，另一方面对以后还是要有信心。　

　　 所以，苏小和认为杨小凯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是有宏大叙事的人。苏小和说，杨小凯为什么后来会找到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视角？从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到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实际上还是一个宏大叙事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思维方式或中国情结。

　　对经济学发展有杰出贡献

　　 要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价值，也许首先应该了解他的坎坷求学之路。个性张扬的张五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张五常认为“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线的学子，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

　　 曾与杨小凯有过很多交往的乌家培谈到杨小凯的成长经历时说，在杨小凯还是湖南长沙高中学生的时候，正值文革爆发，他却能独立思考，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并预言文革的发展，写出了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但19岁的杨小凯也因此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10年徒刑。10年监禁让杨小凯吃尽苦头，却也因为遇到几位学者狱友而接受了很多高等教育。他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电机学和机械制图，通读《资本论》和《世界通史》，还推导出当时经济理论界最前沿的定律或者模型，其研究经济理论的天赋，开始显现。刑满获释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1980年，在时任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杨小凯以实习研究员的身份被社科院录取，并发表《经济控制论初步》等作品。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推荐杨小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计量学，研究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由于他在美国认识了黄有光教授，并在黄教授的帮助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转至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并改变方向，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着重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组织，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力图构建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发表了几部专著和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对中国问题有深刻见解

　　 1988年，杨小凯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其间他在研究奥地利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超边际分析方法新领域。其学术文章经常在美国顶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上世纪8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激辩所谓中国“后发优势”，杨小凯却认为“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其“后发劣势”假说影响了很多当代经济学家。

　　 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缪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匿名审稿人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2002年和2003年，杨小凯因为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杰出贡献，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美国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称赞其为“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家，是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既源于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上取得很大突破，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深刻见解。

　　 外界有一段评价杨小凯的话让人特别印象深刻：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也许，这正是今天我们还纪念他的要义所在。

　　（作者为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