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漪

　　活生生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牛津给我的印象。

　　第一次到牛津时，我感觉自己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一片古老的城堡。

　　15世纪盖的图书馆里至今还有学生在看书，18世纪的餐厅里厨师在懒洋洋地做着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棵树，和16世纪时的一样；如果在一个下雨的黄昏你走在Church Road的石板路上，是否会疑心迎面走来的是亚当·斯密？

　　和历史的相遇在这里就这么平常，不需用照相机去刻意捕捉。

　　记得我们的期末考试是在一座有上千年历史的博物馆中，穿着要求极其细致：女生是白衬衫、黑裙、黑鞋，披黑袍，系黑领带，手持黑色礼帽（曾有学生因穿着不符合要求而未被准许入场）。

　　试想，当一大群如此穿着的学生鱼贯步入，场面是何等壮观。那种肃穆感和宗教感一度让我认为，在牛津考试作弊的概率会大为降低。

　　在这里，秩序和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感进行传扬。

　　饭桌上学得的甚至多于课堂

　　牛津的饭桌文化与美国高校的很不相同。

　　朋友说，哈佛的学生餐厅很难听到说话声，每个学生端着比萨、可乐坐下，往往是边吃边看书或边做笔记。很少看见哪个学生光吃不读的，更没见哪个学生边吃边闲聊的。似乎哈佛的餐厅不过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图书馆。

　　牛津则大为不同，餐厅是学生们进行学术讨论、社交的重要场所。一顿饭吃上一两个小时是常事，从国际风云变幻到多变的英国天气、从Church 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该不该保留到中东形势的最新进展，大家常边吃边聊，尤其是在饭后的咖啡时间。记得一次，两个女孩争论着反恐战争和穆斯林移民问题，一个多小时过去，毫无散意。

　　在牛津，充满好奇心的同学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通过讨论，不断地追问，经常是从某个作者在某本书里说过什么开始，慢慢地转移到经验世界中的问题。

　　由于我所在的学院以学习人文类及各国研究的学生居多，餐桌上也成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场所。从德国的严谨理性到印度的社会等级、梵合同一，从中国的儒家传统和“家本位”文化到美国的制衡、独立和创新。在牛津，我们享受着文化多样性，感受着各种文明间归属的叠加性、边界的模糊性及内容的动态性。

　　牛津剑桥的另一特色，是每月一次的高桌晚会（formal hall），传统悠久，程序冗长。

　　“formal”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穿得正式，仿佛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男的领带领结，女的低胸长裙；二是吃的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品、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也不能少，桌上摆放着各种尺寸的刀、叉、勺等精美餐具和四五种酒杯，为了增加情调，桌布、蜡烛、鲜花一应俱全；三是程序正式：饭前先聚在大厅喝酒，等院长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步入餐厅，按顺序坐下，齐唱学院之歌，由院长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方可进食。这样一道道程序下来，最极致的一次，一顿饭足足吃了5个多小时，活生生把我给吃饿了。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讨论

　　欧洲文化的一大亮点是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档流行节目“提问时间”，是英国人在公共平台上积极地辩论。每期节目，主持人David Dimbleby都会邀请5个嘉宾，包括3个主要政党（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的高层官员，加上两个小党派代表或无党派人士。5个嘉宾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黑压压坐着几百个观众。

　　节目鼓励嘉宾们就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台下的现场观众也可以尽情开火。讨论的话题多样，比如：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合理吗？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所有的讨论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可能被嘘。英国人崇尚公共空间、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的风气，可见一斑。

　　牛津大学更是以鼓励开展自由、公开的辩论而著名，尤其是历史悠久的牛津辩论社，是全球最有影响力和饱受争议的辩论社团。社团于１８２３年成立之时，自由交换意见和挑战权威仍是禁忌。但很快，牛津辩论社成为了学生们对人文、政治、学术辩论的聚集点，社团主席格莱斯顿（W.E. Gladstone）日后成为了英国首相。社团吸引了众多全球有影响力的名人前来和学生们探讨、辩论，比如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在牛津辩论社，并表示“是我搞砸了，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上世纪80年代，英国和北爱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这个被西方称为“恐怖主义教父”的争议性人物，在身处媒体禁令的特别时期，仍在牛津辩论社进行了公开演讲。

　　正如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所述，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实现卓越的重要手段。在牛津大学，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权威可以受到质疑，无论是老师、政府抑或制度。汉密尔顿认为，牛津大学特有的导师制非常有助于培养自由辩论的精神。

　　牛津的导师制是从本科就开始的，每名本科生都会有指定的导师，每位导师一般只带两三名学生。每个星期，导师和学生之间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一对一或一对二的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学生既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挑战导师，也需要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牛津大学为英国培养了大批政治精英，在所有首相中，仅有3名不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外国元首也曾赴牛津深造，他们的成功不能不说与在牛津培养出来的自信及思辨精神有关。

　　这就是牛津大学，一个时间的琥珀，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这就是牛津大学，延续着绅士风度和贵族传统，在餐桌上可以指点江山，不同思想和文化互相碰撞、理解和交融；这就是牛津大学，崇尚雄辩教育，任何权威都可以受到质疑，“公开、自由、激烈”的辩论氛围成为了学校的灵魂。

　　我在牛津求学时，学院走廊边是个玻璃窗，窗户正对着一个中世纪庭院，院子里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这让我想起电影《铁娘子》中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同学们一边捧书散步、一边讨论政治的镜头。

　　撒切尔夫人今年4月逝世，母校牛津大学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项奖学金，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的首位女首相。这位出身贫寒的杂货商女儿，自立自强，通过奋斗，以硬朗、铁腕、毫不气馁的政治作风名流史册。站在风口浪尖，却依然活得优雅从容，坚毅淡定，她的独立、自信、雄辩、执着，或许是牛津精神的又一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