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雁冰

　　 就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上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错位等时下热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微博]说：“现在对经济增长速度较低要有容忍。”

　　 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做减法”开启一轮结构调整：金融机构降杠杆率，制造业去产能化、地方融资平台控制新上项目、三四线城市控制“仿大城市化”的房地产扩张。

　　 “接下来要顶住压力，让结构调整能够更深入下去。”范剑平说。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应通过改革做加法。金融业要加快向民间资本开放。其它领域深化改革的措施也要早日出台。

　　 “缺钱”源于计划执行不到位

　　 《21世纪》：今年前5个月的经济数据并不乐观，机构预计6月数据也不会突然强劲，您对当前和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如何判断？

　　 范剑平：今年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是低于预期的，但大家现在对经济增长速度较低要有容忍，因为结构调整需要付出速度的代价。

　　 前几年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太高，融资总量高增长，信贷总量高增长，整个金融相当宽松，同时经济增速却并不高，反映出刺激政策效果递减。每获得1万元GDP增长，所对应需要支出的货币信贷代价越来越大。

　　 这里面主要原因是过去一部分资金的投向有问题，最大问题是没有投向实体经济，很多都投向了效率较低的地方融资平台，有些地方项目是国民经济需要的，有些项目是政绩工程，这些项目占压了大量资金，而且项目本身并没有很好的现金流，甚至连付息都有困难，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来维持运营，甚至从金融系统借新还旧来维持资金循环。这些低效的投资项目，以及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项目，大大降低金融的效率，也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

　　 要想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资金依然很宽松，增长速度依然很高，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

　　 现在中央提出通过盘活货币存量，来解决金融效率的问题。过去极其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不会再延续，尽管这个拐弯不会很急。

　　 我们来分析一下7.5%的经济增长目标。预计今年GDP平减指数不会超过2，因为PPI是负的1.9%，CPI略高于2%，两边抵消之后大概平减指数也就在1点几，7.5加上1点几，就是GDP的名义增长或者这个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在9%-10%之间，今年央行安排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仍然快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资金面是适度宽松的。

　　 下半年完成年初制定的7.5%目标可能会有困难，但要积极争取。现在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去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净减少345万，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经济增速底线，就是看就业。

　　 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我们能不能在劳动管理方面更人性化。比如街头小摊是不是一定要赶尽杀绝，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老百姓自谋出路，既能让他摆摊，又不影响卫生和交通，我相信还是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街头小摊甚至成了街头一景。

　　 为了结构调整，大家恐怕要咬牙忍受一段经济增速不高的时期，如果还要保高增长，结构调整可能又要功亏一篑。

　　 不破不立，结构调整的时间窗口不会永远向中国打开，留给我们转变的时间不多了，今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接下来要顶住压力，让结构调整能够更深入下去。

　　 《21世纪》：既然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是宽松的，为什么最近会出现“钱荒”？

　　 范剑平：主要是上面说的计划安排在上半年没有得到很好执行，1-5月M2增速高达15.8%，4月末时超过16%。下一步我们要逐步引导M2增速，从过度宽松的16%降回计划目标13%，在此过程中，很多人说是不是太紧了，实际上如果金融机构规范操作，不会感到很紧。

　　 过去大家操作不规范，大量表外业务期限错配，通过短期理财产品来吸收资金，再通过长期信托贷款放出去。这种短融长贷的期限错配风险在过去外汇占款高增长、资金很宽松时，借新还旧还可以转得下去，风险没有暴露。甚至有些金融机构对流动性过于乐观，将备付率降得过低。

　　 事实上，过去多年绝大部分的季度末时点，金融机构备付率都在2%以上。比如2012年年初、3月末、6月末、9月末和年末5个时点，备付率分别为2.3%、2.2%、2.1%、2.1%和3.3%，都在2%以上。而今年5、6月份却只有1.7%。5月份热钱流入放慢，流动性就紧张了。货币政策操作要把M2增速从16%降到13%，肯定不能维持太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这一来，期限错配的资金压力就出来了。

　　 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等表外业务，没有按照银监会8号文认真整改，没有把非标理财业务的规模控制在总资产的4%以内。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纠正，还指望资金大水漫灌，中国怎么能够出现调整结构的新局面呢？

　　 所以我认为，下一步金融机构首先要减杠杆，把期限错配的表外业务等非规范业务整改，来降低自己流动性的风险。

　　 不能仅指望收紧资金

　　 《21世纪》：如何判断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流向？

　　 范剑平：从制造业来看，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是负的。我们的资金利率在PPI是负的情况下，在现有的名义利率上要加上负的价格水平，说明制造业的实际利率更高。

　　 相反，房地产行业只要房价上涨高于融资成本，他的实际利率就是负的，借的钱越多越好。

　　 地方融资平台对利率不敏感，不管多高的利率，只要能借到钱都会借，这样一来，今年相对比较困难的制造业实体经济没有得到钱，大量的钱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

　　 这就出现了今年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化，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加速，而制造业投资是减速，从这两加一减，可以明显看出资金流向，说明结构调整不是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21世纪》：提振实体经济，发展中小企业之前也提了很多年，在房价居高、借贷成本高企之下，如何才能把资金逼回实体经济？

　　 范剑平：对于这种情况，下一步要收紧资金，把流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减速，这是结构调整的第一步，也就是开始做减法。

　　 至于资金如何流向实体经济，不能指望资金收紧一点就能解决。近期国务院研究金融工作的常务会议上，有一条含金量非常高的政策出台：“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如果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形成金融业的竞争局面，可以把过去银行业的垄断利润、高水平资金成本通过竞争降下来，这样资金成本才会降到制造业可以承受的范围。现在这么高的资金成本，中央怎么号召支持实体经济也流不过去。

　　 实体经济去产能

　　 《21世纪》：您提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提出“支持调整过剩产能”。怎么看待去产能的部署？

　　 范剑平：金融机构的减杠杆只是调结构过程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实体经济的去产能化。如果不能把落后产能淘汰，我们就没办法为下一步投资腾出空间，很难开启在结构调整中轻装上阵的新周期，背着这么重的产能过剩包袱，经济是迈不开步子的。

　　 去产能化和金融机构减杠杆，都是在做减法，会带来一些阵痛，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今年下半年会感到资金压力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集中精力把过去已经开工的在建项目干完，已经开工的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应当马上停下来。

　　 虽然有一定损失，但代价会小一点，如果能够把这些投资的“毒瘤”去掉，资金不再向这些“癌细胞”输送养分，存量资金就可以盘活。不然大量资金被“癌细胞”吸收，好细胞吸收不到养分，经济基础怎么可能健康呢？

　　 《21世纪》：如果我们长期保持7%左右的增速，从需求减少的角度，能否实现主动去产能？

　　 范剑平：去产能化的过程中，我比较反对政府出台具体的产业政策，在市场竞争中什么样的企业能活下去，政府不会比市场更高明，在一视同仁的政策面前，顶多是不符合环保条件的产能可以用行政手段强制关闭。

　　 现在不能简单地压需求去产能，如果中国工业增加值恢复到过去长期历史平均水平，工业产能利用率也只能到75%-80%，仍然有很多产能是过剩的，有15%-20%的落后产能必须被淘汰，只要经济不过热，处于比较正常的速度，产能也是过剩的，没必要刻意去压需求。

　　 在中国，产能过剩主要是传统制造业，我们还有三个不过剩：第一是服务业，下一步投资空间很大。第二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过去我们基础设施增长很快，但更多是为生产、出口服务的，为老百姓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还很多，包括停车难、饮用水安全等。如果在经济发达城市，能够把供水系统改造成可以直接饮用的水平，既造福于民，又是巨大的投资，让投资和消费良性循环的需求，在中国有很多。第三个不过剩的是现代制造业。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升级在全球已经很明显，我们钢筋、水泥是过剩的，但是在制造业的高端，投资空间还很大。

　　 不要被传统产业过剩迷住眼睛，认为整个中国经济都是过剩。一个人均GDP才6000多美元的国家社会总需求都过剩，让人均4万多美元的国家怎么活？我们的需求被体制困住了手脚，部分投资领域存在垄断，没有向民间资本开放，有些需求是政府不够重视，在投资方面总是先生产后生活，基础设施为生产服务很积极，为老百姓生活的基础设施重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