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生活方式奖”倾向于认为，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出现在环境、人权、和平、人类发展等领域

　　周舒 洪晨

　　[ 与诺贝尔奖封闭的精英式提名机制不同，“正确生活方式奖”采取的是开放的提名方式 ]

　　被称为“诺贝尔替代奖”（Alternative Nobel Prize）的“正确生活方式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理念上与诺贝尔奖的最大差异，在于其认为自然法则高于人类的经济规律。

　　“GDP增长能带来幸福吗？”日前，“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主席奥雷·冯·于克斯库尔与中国青年经济学家梁捷围绕这个话题，在UCCA当代艺术中心进行了观点相近而角度不同的讨论。

　　奥雷·冯·于克斯库尔执掌的“正确生活方式奖”，由他的叔叔、著名记者、物理学家、邮票收藏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库尔于1980年创立。至今已经有来自62个国家的149人获奖，其中至少一半来自欠发达国家。

　　在两位讲者看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的增长与幸福的关联度就降低了。奥雷认为：“经济应该是一个服务人类的服从者，是全球环境的一个下属，并且应该遵从我们制定的政策。”此次活动也是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举办的“得与失”系列沙龙的一场。

　　沙龙结束后，奥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访问，他这样总结获奖者们的共同愿景：“相比经济法则，我们更应尊重自然法则。”他们所选出的获奖者并不局限于科学家或者经济学家，《长袜子皮皮》的作者林格伦、向媒体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核工程师莫德查艾·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以及很多国际组织，都曾经获奖。1984年，他们将奖项颁给了肯尼亚环保人士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20年后，旺加里·马塔伊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替代诺贝尔奖？

　　“我的叔叔雅各布·冯·于克斯库尔注意到世界各地有不少务实的项目成功地解决了全球性问题，但是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寻求改变现状，希望这些项目也能通过参评诺贝尔奖的方式获得关注，便在上世纪70年代向诺贝尔基金会提议用自己的捐助成立两个新的奖项，一个是环境奖，一个是消除贫困奖。但诺贝尔基金会拒绝了这个提议。”奥雷回忆道，于是他的叔叔自己成立了“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启动资金来自于售卖自己的邮票收藏。1980年此奖第一次颁发，“当时是在斯德哥尔摩一个租用的大厅里颁发的。”随着奖项的影响力不但扩大，到了1985年，“我们被邀请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议会大厅颁奖”。

　　每年“正确生活方式奖”都在诺贝尔奖颁发的前一天颁发，颁奖庆典由瑞典不同党派的议员们主持，2009年欧洲委员会执行委员玛格·沃尔斯特罗姆（Margot Wallstrom）与他们共同主持了庆典。正因为与诺贝尔奖的这些关联，“正确生活方式奖”也被称作“替代诺贝尔奖”，但奖金比后者要少得多，每年20万欧元的奖金，还会由几个获奖者平分。不但奖金少，而且每年奥雷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们还需要努力筹款，来继续每年的颁奖。

　　奥雷认为，“正确生活方式奖”与诺贝尔奖的不同在于，“和诺贝尔奖的理念相比，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出现在环境、人权、和平、人类发展等领域。同时，我们更注重务实型，而非理论性的工作。我们在理念上的最大不同在于：首先，自然法则高于人类的经济规律；其次，我们更注重复杂和整体性的解决方法。我们认为针对一个问题的务实解决方案往往是跨领域、多学科的。相对而言，诺贝尔奖对进步的理解更简单、更线性。”但他也认为他们的理念与当年诺贝尔的初衷并无区别，都希望向那些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颁发荣誉。“或许我们‘对什么是重大贡献’、‘什么领域是最重要的’做出了新的解读。”

　　与诺贝尔奖封闭的精英式提名机制不同，“正确生活方式奖”采取的是开放的提名方式，“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向我们提名，任何人也都可以被提名。”在收到提名之后基金会进行初步筛选，前期研究，与有关人士交谈，“对于感兴趣的项目我们还会进行深入调查，甚至到世界各地走访这些候选人。”奥雷自己就走访过很多候选人。他们还有一个国际评委会，其中有来自五大洲的代表，每年9月集中开会，选定四名获奖者，9月底公布获奖名单，12月初进行颁奖仪式。

　　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提名，他们有最为直接的筛查方法，“检验项目可靠性的方法有很多，最好的操作方法是与项目的批评者交流。我们往往容易获得候选人的正面信息，却难以获得对其的质疑。但还是有人会愿意向我们透露一些负面信息。我们不公布候选人的名单，但我们会走访相关项目的负责人，了解他们的情况，同时也会采访其批评者和对手。一般我们都会采访五六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个项目，以获得全面综合的评价。但如果采访之后对项目的疑虑仍然很大，我们就会选择不给该候选人评奖。”奥雷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什么获奖人为了沽名钓誉利用这个奖而欺骗他们，所有的奖项都实至名归。而基金会本身受到的质疑也极少，“对我们的质疑通常都来自于利益被我们的获奖者妨碍的公司或者政府，除此以外的质疑极为罕见”，他这样答复《第一财经日报》。

　　诗歌节获奖

　　获得这个奖项的人、项目和组织形形色色，没有固定的行业和身份标签，奥雷强调这正是他们所看重的“整体性”。2006年获奖的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在他看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项目多年来获得巨大的积极成果，但是从未被嘉奖，因为它难以归类，不能说是艺术、安全还是政治项目”。上世纪90年代，这个城市笼罩在各方混战的恐怖中，街上枪眼随处可见，市民们不敢出门。“一些诗人开始邀请外国诗人去麦德林参加诗歌节，渐渐地促进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复苏。他们在公园、地铁、学校等地方朗诵，从活动一开始就没有诗人受到过袭击。如今这个城市的安全状况已经很好，诗歌节也享有国际声誉。诗歌节并不是改变的唯一原因，但是它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环保主义者们是这个奖的常客，但在各自的祖国，他们可能因为触及不同集团的利益而被迫害。“来自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她发起了‘绿色地带’（Green Belts）运动，1984年她获得了‘正确生活方式奖’，授奖使得她的理念得到了推广，还起到了保护她的作用：当时她正被关在监狱里，我们的颁奖提高了她的国际关注度，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20年后，旺加里·马塔伊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奥雷表示这种情况在欠发达国家屡屡发生，“我们今年大多数的候选人来自非洲，我觉得可能原因在于我们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力。前几年我们颁奖给了一位刚果（金）的生物学家勒内·恩果（Rene Ngongo），他一直致力于保护当地的热带雨林，获奖前他的项目面临被政府关闭的危险，获奖后他成了国家英雄，被邀参加国宴，与部长们交流”。奥雷总结他们的经验是，奖的影响力越大，“我们拥有的财富——获奖者们的有效经验就被传播得越广，受益的人就越多”。

　　但是让奥雷觉得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却非常少。“并不是说中国缺乏这样的人，而是缺乏被提名的候选人。根据机制我们不能主动寻找候选者，只能依靠提名，”然而来自中国的提名却非常少。“两年前我们将奖项授予了中国企业家黄鸣[微博]。”黄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奥雷承认，“我们对中国还很陌生，希望有更多来自中国的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