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苍报道

　　城市能否创造就业岗位和承担巨额社保费用才是问题所在

　　在6月2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专家指出，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

　　公安部数据显示，随着农业人口落户城镇通道的初步开辟，2010年—2012年我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达2505万人。

　　农业人口落户城镇是城镇化的明显标志。“所谓城镇化就是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是一个让农民逐渐变成市民的过程。放开落户限制，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迈开了重要了一步，让农民从身份上得到认同和尊重，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各类城市分类放开落户限制，是我国户籍制度的重大改革，关系到重大利益分配、城乡统筹等一系列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也必将拉开城镇化进程的大幕。

　　不过，仅仅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城镇户口并不意味着城镇化的重大成果。罗仲伟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城镇化从根本上来说要落实到人，从农业人口变成城镇公民，是从个人到家庭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本报曾评论说，“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3个方面齐齐推进才是城镇化的特征。如果这些人口只是在空间上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那不过是“拿着绿卡的流动人口”。

　　更直白地说，城市能否创造就业岗位和能否承担巨额社保费用，让农民在家乡附近实现劳动力就近转移，才是真正问题所在。在罗仲伟看来，现在难度还是挺大的。不少网友甚至觉得现行的城镇化有点以此为借口掠夺农民土地的味道——国家收回了地，再建成商品房卖给农民。一位名为“沪城学士”的网友表示，户籍改革、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切实解决好农民的生计，如果简单地“农转非”，甚至借城镇化而发农民的财，也就偏离了改革的方向，将会不得人心。

　　“当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持续的收益，反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薛胜文说。

　　罗仲伟谈道，下一步应推进基础条件配套，即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然后是产业配套以满足就业。“不是盖一所房子让农民们弃田上楼就成，劳动力要通过产业发展来吸纳，不能到城里吃低保，要不然就变成贫民窟。”他表示，城镇化步伐要和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程度相匹配，同时，对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就业培训也要配套，以提高劳动力素质。

　　一线城市情况则更为复杂。像北京已是2000多万人口，空气、环境、住房、交通、食品安全种种问题不断显现，而即使生活成本这么高，人们还是削尖脑袋往里挤。“我有机会我就甘愿忍受，谁受不了谁走。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好的心态。”罗仲伟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不能再大了，现在简单放开户口只会使基础条件进一步恶化。

　　但是，“今后又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应该通过市场手段，逐步适当分散资源。”罗仲伟表示，人都是围绕资源寻求发展机会，资源太过集中必然会出问题，“但现在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太过强势，什么都不愿意放手，所以这和行政体制改革又联系在一块。”他建议通过规划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逐步地将发展重点进行调整，部分资源逐步向周边扩散，缓解城镇化过程中的压力。

　　另一方面，城市化率要和产业发展及其对农业的替代率相匹配。“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低端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再继续平面扩张，仍然是低成本竞争。这又是个矛盾。”罗仲伟强调，应该将产业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用转型升级的、中高端市场的产业来接纳、支撑城镇化就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