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几天前，全国912万名考生奔赴高考，凭借四门科目共九小时的发挥，结束了此前的十二年苦读。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依旧决定着千百万中国孩子的命运。然而，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似乎让上大学不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去国外读大学甚至中学，正成为中国家庭的另一种选择。他们之中，有的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有的则是规避“异地高考”，而出国留学，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烦恼。

　　无奈的冲突

　　 去年9月，19岁的孟根屹离开中国，去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生物专业。某种程度上，在国内念过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半公半私学校，最终留学海外的孟根屹，是“挣扎”在国内教育体制下的样本。“主要是教育理念和方式的冲突。”孟根屹的母亲胡萍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从儿子小学开始，胡萍就遇到了与传统教育的隔阂。小学一年级，孟根屹就读于昆明一所非常有名的公立学校。有一次，儿子体育考试不合格，而班上69个孩子只有5个合格。儿子体育并不差，这让胡萍很纳闷，觉得应该是体育考试本身有问题，便去学校了解情况。老师告诉她，这是根据省里比赛标准制定的考试。“我和老师说，一年级孩子重在培养对体育的热爱，把标准定那么高非常不人性，但那个老师说，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这个标准。我当时就觉得在这种所谓的好学校里，家长是没有发言权的。”

　　 还有一次，胡萍去参加家长会，当时孟根屹在年级1400人中名列第10，她去问儿子情况，结果老师一句话就把她顶回来了。“老师说他什么都不好，在老师们眼里，只有第一名是好的，对其他人永远在挑刺，他觉得越批评你，你就越好。”胡萍说。

　　 身为母亲，胡萍始终以保持孩子的个性发展为己任。她不让儿子做寒暑假作业，取而代之的是写旅游见闻，做各种小制作，这并未影响儿子成绩。“传统体制里他成绩很好，被保送清华北大也是有可能的，但他非常痛恨无穷无尽的作业。初中毕业后，我们终于确定要留学，但此前，还是想两条腿走路。”

　　 事实上，近些年“尖子生”出国已成为留学生主体。环球雅思留学部高级咨询顾问张国思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一些学生成绩很优秀，老师甚至专门劝说家长，希望孩子可以参加高考，为校争光，但他们还是弃考，原因是太辛苦了，每天学到凌晨一两点，早晨五六点又起来了，对孩子身体伤害太大，如果不参加高考就可以让孩子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水平，家长愿意多花一些钱。”

　　 孟根屹即是如此。胡萍把他转到深圳一所每年学费8万的国际私立学校。入学前，孟根屹看完学校简介后说了一句：“这所学校没有政治课，我去！”他在此完成了英国高中课程（GCSE）和A-level的学习，经过努力，成功申请了剑桥大学。他独自一人去英国面试，还在古老的剑桥校园偶遇霍金，他听到霍金轮椅发出电脑语音：我很冷，霍金的助理便为他戴上帽子，觉得很有趣。

　　 就这样，从2011年5月开始的国际考试，到2011年12月的面试，到2012年5月的再次国际考试，再到2012年8月全部收到录取信息，为参加“英国高考”，胡萍与孟根屹经历了一年多漫长的马拉松过程，而中国高考则6月开始，8月全部录取结束。“洋高考和国内高考最大的不同点不是题型，也不是对英语的要求更高，而是洋高考往往可以考好几次，并以最好的成绩申请学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选择参加哪种考试，在什么时间，而国内高考基本上一考定终身。”金吉利留学加拿大事业部总经理李依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剑桥的“美丽与哀愁”

　　 在剑桥前两天，年轻的孟根屹体会到了孤独，也让他对剑桥天堂般的梦想落到了现实的地面。由于去得早，剑桥接待工作还未开始，他的宿舍只有一个硬板床，没有床单、被子和暖气，他打电话给胡萍：“妈妈，我交了4000英磅住宿费，连一床被子都没有，洗澡要到另外一栋楼，而且洗澡间要为几十个学生服务，但只有一个喷头，宿舍没有洗衣机，洗衣服也要到其它地方……”剑桥当天正在下雨，“我能体会儿子一个人坐在古老凄凉的房间里的感觉，但这是孩子的成长，也是我的成长。”胡萍在博客记录了儿子的遭遇，“一边写一边流泪。”

　　 所有问题解决后，孟根屹很快适应了剑桥环境。对于儿子独自生活，胡萍并不特别担心。“他做饭非常好，我一直觉得他进剑桥跟厨艺有很大关系。”两轮面试，孟根屹都带上了一本自己制作的厨艺作品画册，剑桥面试官对它非常感兴趣，老问他意大利面和甜点的做法，并不跟他谈生物专业，许多资料白准备了，这让孟根屹很奇怪。“我告诉他，你去那里本来就是学生物的，面试官通过厨艺可以看出你对生活的热爱，做事情的认真程度和创造力，国外优秀大学是这样要人的。”

　　 按胡萍的话说，剑桥巨大的课业压力让儿子来不及孤独。“比国内大学压力大多了，它是淘汰制，如果平均成绩低于多少分，就要被清退。”

　　 孟根屹每周上六天课，每天这样度过：早九点上课，中午二十分钟吃饭，下午做生物实验，五点半结束，半小时吃晚饭，晚上上小课（一名老师对两个孩子），稍有空闲，就去听免费讲座，演讲者中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每天晚上都是12点之后睡觉。”

　　 孟根屹目前最主要的困难是用英语写长篇论文。“把一百年前的生物实验整理成论文，这种能力中国孩子没有训练过，他比较吃力。”胡萍说。别人一份作业写了三页，他才写了一页多，他看一页书，同学已经看了四五页。“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孟根屹说。

　　 无论怎样，胡萍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事实上，孟根屹对目前读的生物技术应用方向并不感兴趣。“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前景的专业，我也可以学好，也能够毕业，也会有份好工作养活自己，但是我不喜欢，我想做基础研究。”孟根屹说。得知儿子的想法后，胡萍很支持，下学期孟根屹就将调整方向。“我非常能理解他。”

　　 与儿子不同，胡萍是通过国内高考上的大学。毕业后，她当过儿科医生、医药代表和医学院老师。“这都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经常反思，高考和上大学这几年，我到底收获了什么，有时真觉得不值得，我自己的教育经历并没有带来任何幸福感。”

　　 胡萍38岁在学校给孩子讲生理卫生课时，才找到自己兴趣所在——儿童性教育，十多年后，她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我坚持了下来，从没觉得累，因为我很快乐，于是我把这种体验放在儿子身上。”胡萍告诉记者，“我觉得中国教育应该反思。”

　　低龄留学的纠结

　　 与胡萍一家的坚定不同，陈乐（化名）选择留学，则有些纠结。

　　 陈乐正在北京念初中，他没有本地户口，因户籍限制，参加中考和未来的高考非常麻烦，陈家干脆选择早早出国，初中毕业后，陈乐将去美国直接读“高中”。“户籍限制是一方面，主要是孩子自己挺想去的，他很独立，那边也有亲戚，但做家长的还是担心，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孩子。”陈乐的父亲陈先生告诉本报记者。

　　 事实上，低龄化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新趋势。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2006年中国仅有65名赴美中学生，2011年赴美中学生人数增长100倍，达到6725人。“越来越多的孩子直接选择去国外读高中或初中，再进入国外大学，这样保障更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后被淘汰。以金吉利为例，2010年，高三出去读大学的比例还是整个留学群体中最大的，但到了去年，去国外读中学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直接读大学的学生，而且去国外读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比例也提高了。”李依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张国思则向记者表示：“对低龄学生开放申请的国家越来越多，如新西兰，只要孩子5周岁以上就可以申请留学。出国留学更多是对学生能力、见识、情商等方面的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只在国外读一年研究生，和在国内读研究生，对能力和知识层面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区别。低龄化出国对留学本身意义是更大的，但到底对孩子的影响是好是坏，还是要看孩子自身和家长在学生出国期间对孩子的监管以及正确的引导。”

　　 对于每年几十万的留学费用，陈先生并不太在意，“中国人可能不重视自我教育，但一定重视子女教育。”他主要担心的，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给孩子带来的不适。“怕他语言压力大，交不到朋友什么的，产生心理问题。当然也有安全问题，前段时间总听到中国留学生出事的新闻。”陈先生说。

　　 对于孩子未来的职业规划，陈先生并没有特别的安排。“希望他自食其力，过得快乐吧，以前海归是精英，现在肯定不算了，但我相信出国对他成长一定有好处，他们这代人蛮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