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在民国，妓女也分三六九等。

　　有的妓女高贵得很，一个人包一所大房子，有丫鬟帮忙梳头洗脸，有老妈子帮忙洗衣做饭，有门房跑腿送信，还有专职的洋车夫给她拉包车，想去哪儿办事，坐上车就走，车夫跑得跟飞一样。像这样的妓女，在上海叫“长三”，一般会弹会唱会跳舞，见惯世面，口齿伶俐，色艺双绝，八面玲珑，身份和收入都是极高的。

　　也有很多妓女低贱得很，一群人住两间小房子，没人侍候，自力更生，行走坐卧都有人管着，让你什么时候上班你就得什么时候上班，客人给了小费，还得统统上交。像这样的妓女，在上海叫“野鸡”，一般没有什么才艺，除了卖身还是卖身。

　　前一种妓女的常客是官员、富商、军阀和教授，这些人收入高，胃口也高，除了消费肉体，还要消费精神，经常去高档妓院里跟固定的“长三”打交道，又是送名表，又是送钻戒，就跟谈恋爱似的。

　　后一种妓女的常客是摊贩、苦力、车夫和工人，这些人收入低，送不起钻戒，耗不起时间，拿自己当工具，也拿妓女当工具，花一点儿血汗钱解决完生理问题，爬起来就走人。

　　在民国北京，前一种妓女主要分布在八大胡同里面最有名的韩家潭胡同，后一种妓女比较分散，她们住的地方通常被叫做“白房子”。遥想当年，青年作家郁达夫去清华大学探望老同学梁实秋，让梁实秋带他逛妓院，梁实秋婉言谢绝，郁达夫就自己打听道路，先去了一趟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第二天又去了一趟西直门外的白房子。

　　民国北京白房子很多，不光西直门外有白房子，房山也有，东郊的刘家庄也有。这些白房子的构造大体上都差不多，都是最简易的平房，都盖成长长的两排，每排的房子都紧挨着，用巴掌厚的木板隔成不到10平方米的小开间，一间一间望不到头，每间里面都有一张脏兮兮的床铺和一个蓬头垢面的妓女。在白房子里工作的妓女就像夏衍报告文学里的包身工，在买断她们3年自由的老鸨监视下受尽苦难，没有任何自由。

　　在民国北京，你只要一说白房子，所有人都知道是最低等的妓院，但是早先白房子跟妓院完全没关系，它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廉租房，北洋政府开发的廉租房。

　　民国初年，南北达成和议以后，南方的临时政府和大批官员迁到了北京，跟北洋政府合并，两广和江南的很多生意人也跟着来到了北京，使得北京有那么几年时间住房短缺，房租上涨。北洋政府以为北京房租会持续上涨很多年，赶紧在郊区买几块便宜土地，模仿日本都市里贫民集中居住的社区“长屋”的样式，盖了一些成本低廉、质量低劣的白房子，准备低价出租给在城里租不起房的新移民。但是日本的长屋一般都盖在市中心，而北京的白房子却盖在郊区，那些从南方过来的新移民觉得跑到郊区租房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所以新建成的白房子租金虽低，却没有人愿意租住。政府不能赔血本，只好把房子租给人开妓院，结果白房子就变成了低级妓院的代称。

　　为什么开发成社区没人住，开发成妓院却有生意呢？因为民国北京一直有一大批收入很低的工薪阶层，他们挣钱的渠道主要是挑水、拉车、当茶役，而这些工作只有在市区才能找得到，所以他们为了挣饭吃，必须在市区里租房，哪怕市区里的房租确实比郊区贵很多，也要咬牙留下来。可是到了休息时间，他们想解决生理需求的时候，去郊区的白房子就比去城里的八大胡同要节省得多。

　　老舍先生的著名小说《骆驼祥子》结尾，人力车夫祥子和他的同行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在城里挣了钱，去城外的白房子住下来，等把钱花光了，身上也落了病，溃烂、堕落、绝望、贫穷，将来死了，被人用铺盖一卷，扔到城郊的乱坟岗子里去。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妓女的道德和人力车夫的堕落，我关心的是北洋政府当初为什么非要选在郊外建造廉租房，结果无人入住，最后又变成藏污纳垢的罪恶之源，就像今天规划的工业区变成了住宅区，而规划好的住宅区却多出一个PX……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