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跃威

　　中国煤炭市场最大的风险应来自政府自身的管理模式、使用的工具和追求公平的意愿。

　　在观察煤炭行业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时发现，被统计的沪深两地22家上市公司有近九成净利润同比下滑。除中国神华、永泰能源、靖远煤电3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外，其余1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集体下滑，占86%。

　　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GDP的确由以往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的8%以下，客观上确实因外贸的工业企业开工减少造成了对煤炭需求的下降。

　　海关进口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累计进口煤炭（含褐煤）2.9亿吨，同比增长29.8%，进口均价为每吨99.5美元。而沿海地区进口煤占海上煤炭调入总量由去年的27%提高到33%。2013年1月份净进口煤炭2982万吨，同比增长60.8%，而前4个月，进口煤炭高达1.1亿吨，同比增加25.6%。进口煤均价为每吨91.6美元，同比下跌17.8%。

　　从国内价格走势看，以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价为例，从2012年10月底开始，其综合平均价格就踏上了熊途，价格由每吨643元一路跌到今年5月中旬的612元，跌幅达4.8%。尽管其中含有2012-2013年的取暖季，但依旧抵挡不住价格下滑的势头。

　　因此，内需不足和进口替代等共同构成了煤炭价格持续低迷的元凶，进而导致煤企业绩下滑，甚至造成部分企业亏损。这一结论似乎已成识，于是，围绕着这一共识，市场各方各显神通，试图寻求破解之道。

　　政策救市？

　　在短期策略上，发改委一方面在5月15日一反常规地下达了2013年度首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任务，安排国家煤炭应急储备任务高达670万吨；另一方面，国家能源局推出了《商品煤质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对进口煤提出了严苛的条件，要求：1、注册资本金在五千万以上；2、近三年煤炭贸易量在100万吨以上；3、有固定的经营场所；4、有与进口规模相适应的设施和储煤场所；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政府相关部门煞费苦心地从供给上下功夫，试图用有形之手为煤炭企业输消炎药疗伤。

　　在长期趋势上，2013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至11.4%。

　　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7.5%，煤炭消费比重降低为65%左右。因此，降低煤炭相对用量成为了国策，煤炭产业调整已成必然。但所选用的政策工具还依旧是数量型的类似于关小留大、小出大进等行政命令。

　　从政策绩效评价看，这类行政命令会造成企业经营的长期战略目标不确定，需要企业家随时跟踪政府的政治意愿，而非市场需求，所以，谁能获得资源优势、谁能率先领悟政策走向谁就可以长盛不衰。

　　同时，行政规划市场准入的方式又使政府官员即使不想设租，也都会被寻租，因此，年年反腐年年腐。不仅造成改革效率不高，还要支付额外的改革成本支出和承担相关的责任。

　　货币的挤压

　　从货币供给看，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M2）为1.53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增到了97.42万亿元人民币，22年间增加了63.76倍，而22年间GDP仅增加了27.82倍，所以，货币效率只有0.44。

　　在美国，同期货币总量只增加了3.31倍，GDP却增加了2.7倍，其货币效率高达0.82。在美国由于有法律约束，规定货币发行不得超过GDP的70%，但在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只要在任者愿意，就可以开动印钞机，于是中国的货币发行已超过GDP的2倍。

　　由于央行过度超发人民币，形成了攀爬效应，不仅造成了货币推动型的经济增长，而攀爬效应又会迅速地将企业的利润消溶，逼着企业像吸鸦片般地患上投资冲动症，再加上非市场化超低利率的刺激以及大量游资的存在，不讲求效率的非理性投资进一步造成了对能源异常的需求和想进入能源产业的冲动，甚至是对资源占有和掠夺性开发的动力。

　　在鸡肋般的页岩气投资都能成为热点的时候，煤炭产业的拼杀惨景更是可想而知。

　　尽管煤炭产业曾出现了超常规“黄金”般的十年大发展，但同时依然伴随有频繁发生的“煤荒”事件，刺激着部分下游企业如五大电力集团、中国铝业公司等电力、冶金行业的大国企，借助超低成本融资的便利纷纷杀向上游，在渗透和拓展中以图拥有资源资产的更大保值红利。因此，又再一次加剧了煤炭产业爆炸性增长，使煤炭行业投资力度快速增加导致产能急剧膨胀，2012年中国煤炭产量已增至36.6亿吨，假以时日，产能很快将可达到40亿吨。

　　由于中国已参与到全球产业的分工中，资源配置必定是向回报高的市场流动。煤炭产业也不例外，只要燃烧热值成本低于国内，进口就势不可挡。

　　在我国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及能源价格非市场化的情况下，若依照类似《意见稿》的规定或依照某些煤炭企业自身利益，要求政府征收进口关税的话，无异于是在扩大使用子孙的资源去补贴全球，但这种权力我们的子孙没有赋予给我们，所以，从现实出发也需要我们达到能源价值及其衍生产品价值进出口的均衡。

　　在美国，由于“低价”页岩气的发电替代，已使2012年美国煤炭产量缩减了6.8%，至10.2亿吨，创1993年以来的新低。致使大量煤炭公司的业绩滑坡，倒逼美国逐渐扩大其煤炭的出口，以维系在美煤炭企业的存续。

　　客观地讲，它的确压低了全球的煤炭价格。一方面，给了中国分享全球低成本能源的机会，而且，大量进口煤炭更有利于提高国内煤炭资源资产的价值，这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另一方面，快速升值的人民币更有利于进口廉价的煤炭等能源资源，实现贸易的平衡。而且，这种购买实物能源资产的选择要优于购买利率与美国通胀相近的美国债券。

　　总之，中国煤炭市场最大的风险应来自于政府自身的管理模式、使用的工具和追求公平的意愿。

　　(作者系中国石油基金论坛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