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谦

　　冷战期间，即便是英美这样的全天候的亲密盟友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核友谊”。

　　战争向来都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暴力冲突，热战如此，冷战亦如此。

　　在能源武器化领域占据最高点，不但是战时确保击败对方的物质前提，也是国际间实行战略威慑的重要手段。美国作为核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和最早应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已成为其他国家争相靠拢和寻求核保护的对象。

　　但也正是因为核能的强大辐射力，美国核同盟成员也开始随着盟主核优势的变化或自主科研的提高，与美国有了更多战略上的依违离合。

　　被高估的“友谊”

　　尽管英国进入核武大国序列并不算太早，但其首相丘吉尔恐怕是最早提出类似核能武器化概念的政治家。后者在回忆录中透露，早在1925年，他就有过利用某种超级能量进行爆炸和攻击的设想：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橘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不仅如此，丘吉尔也是推动美国加快核武研究并最早提出核同盟设想的非美籍人士。德国学者赖纳·卡尔施和海科·彼得曼在其合著的《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秘档》一书中指出，早在1941年，丘吉尔就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出示了“德国已经在该领域迈出一大步”的情报，使后者终于相信原子弹的危险确实存在。

　　美国政府很快做出了“大力支持原子武器计划并提供技术资源”的战略决策，并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趋于规模化。从1942年8月到次年春天，美国继出台了政府全资拨款的“曼哈顿计划”之后，又建立了秘密的原子弹研究中心基地和试验场。

　　英国与美国核情报共享的结果，甚至影响了后者在欧洲战场的总体布局。二战结束后，美国军方的解密档案证实，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决定在1944年6月展开反攻欧洲的行动，是因为德国人在最新型武器制造领域有了显著进步的迹象，“战争必须在希特勒持有足够数量的、可供他部署使用的新式武器之前画上句号”。

　　事实上，英国此前也一直在秘密进行名为“合金管计划”的核能武器化研究，但战争对科研条件的破坏，使其一系列核裂变试验并未取得多大进展。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情报显示，苏联也已经注意到德国希特勒政权的相关研究，并在努力获取更多德国核技术的秘密。要阻止共产主义借助核武器在欧洲蔓延，英国人唯有与美国进行技术合作，抢占核能领域的制高点。

　　1943年8月，为了防止苏联先期取得核优势，丘吉尔与罗斯福秘密签订《魁北克协定》，下令将“合金管计划”并入美国主导的“曼哈顿计划”，成就了能源史上的首次“核扩散”。与此同时，有着一半犹太人血统的丹麦科学家玻尔，也在英国情报组织帮助下逃脱了德国占领者的控制。他先是偷渡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在那里被送上一架英国政府运送外交部邮袋的蚊式轰炸机，躲在卸掉炸弹的弹舱内落地英国，并在两个月后抵达美国洛斯阿拉莫斯，“为美国原子弹计划提供了科学和道义层面的支持”。

　　但是，英国人显然在核项目合作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低估了核技术优势的排他性，二是高估了自己在英美核同盟的地位。二战结束之初，英国驻美代表马丁就意识到，尽管两国曾为对付德国联合研制原子弹，但美国率先成功后根本没打算共享核优势。他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其他类型的武器上进行全面的情报交流，但在原子弹上却不行呢？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合逻辑的”。

　　不过，美国人并没有顾忌欧洲伙伴的抱怨，反而加快了软性排斥后者的立法步伐。1946年8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麦克马洪法案》，对核情报交换进行了严格规定：“除非国会通过联合决议的方式宣布已经找到了阻止原子能用于毁灭性目的的有效国际控制机制，否则美国不得与其他国家进行原子能用于工业用途的情报交换”。

　　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马洪法案）完全剥夺了我们对美国核力量的发展情况充分了解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我们根据战争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所达成的协议一直享有的。我在晚得多的一个阶段上才得以消除这个障碍。”

　　麦克米伦所谓的“晚得多的一个阶段”能够到来，双方核共享的“障碍”得以消除，一方面是认同“打铁还要自身硬”、本国核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要拜苏联核战略所赐。

　　苏联契机

　　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打破了美国仅仅维持四年的核优势。但在此之前，核技术领域的可喜进展，已经使斯大林开始构筑打破美国核威慑的东方阵营。

　　7月11日晚，斯大林邀请当时正在秘密访苏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观看据说是他亲自挑选的电影。中方翻译师在其回忆录《中苏关系见证录》一书中写道：“（当时）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子。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生起、破坏的范围和程度”。

　　尽管谢尔盖·冈察洛夫和约翰·刘易斯等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斯大林当时展示的只是一部德国核试的纪录片，并且拒绝让中国人参观苏联核工业联合企业，英国还是对共产主义者可能的核合作感到惊恐，希望美国在核情报领域对英国更加开放。

　　但是，英国人沮丧地发现，美国人仍然对它虚与委蛇，不为所动。

　　1952年，英国在南太平洋上的第一枚核弹初试成功。英国人试图让美国人相信，“他们在核试验上的成功表明，在任何情报交换的计划中，英国都可以做出‘实质性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在是否对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独立意见。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苏美两国事实上开始了隐性的战略对抗。

　　1953年2月11日，在美国新政府召开的有关朝鲜局势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 “我们应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里为这类武器提供了非常好的目标”。在遇到盟国可能反对的问题时，他说，“如果他们反对使用原子弹，我们则可以要求他们增派把共产党人赶回去所需要的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以替代使用核武器”。

　　但英国领导人并不支持这个决定，而是更在乎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他们认为，一旦朝鲜战争演变成美苏全面冲突，地理上更为接近、目标相对集中的英国和西欧面临苏联核打击的可能性，要比距离遥远、目标较为分散的美国高得多。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斯莱塞担心，驻扎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英国本土，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第一波核打击。

　　英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不配合，开始使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被迫考虑加强两国的核战略合作。他声称，“美国将向选定的国家提供原子情报”。而随后不久的苏联氢弹试验成功，更使修改原子能法案迫在眉睫。艾森豪威尔“催促国会授权政府与那些与其签署防务协定的国家进行情报交流，主要包括对防务计划开发以及原子战争进行人员训练至关重要的情报，以后逐步过渡到原子弹使用的情报”。

　　1954年8月，美国原子能法案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总统可以授权原子能委员与其他国家进行核物质冶炼、提纯、生产、反应堆研发等限定数据的交流，总统授权国防部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房屋计划制定，原子弹部署及防御的人员训练，对潜在敌人威胁程度评估等方面的情报交流”。

　　但该法案仍然令英国人不悦，因为它要求美英“不得进行原子弹尺寸、重量、形状、效果等外部特征情报的交流，除非原委会和国防部一致认为此类情报交换不涉及原子弹制造、设计、组装等情报的泄露”。

　　经过英国人继续争取，美国政府最终同意，“关于研发、制造、操作及使用核能反应堆用于核潜艇、飞机以及陆路车辆等军事用途的机密和非机密情报均应该按照双方商定的方式进行交流”，核反应堆交换也可以“在符合两国核计划进程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军事意义重大限定数据的交流”。但英国政府发现，“英美关系并不‘特殊’，艾森豪威尔一开始认为英国只是众多盟友中的一个”。

　　苏伊士觉醒

　　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国联合法国、以色列对埃及动武，企图维持这一黄金水道的控制权。美国为了避免苏联赫鲁晓夫政权借机加强在中东的战略存在，逼迫三方签约停战。

　　美国在关键时刻对盟国利益的压制，使英国民众倍感愤怒。“最极端的呼声，是要求包括装备有核武器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及轰炸机在内的美国军事设施赶快滚出英国”。麦克米伦回忆说：“苏伊士插曲的一个不幸方面，就是英美友谊的破裂。双方都有一种幻灭感。有着长期传统的英美合作，曾经到达高度的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境地，现在这种友谊似乎已经遭到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严重的损害”。“我们不想和美国人分手，我们也不想当卫星”。

　　英国领导人此时才真正意识到独立核力量的重要性。其驻美大使卡恰不无愤怒地说，“英国用以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筹码在于英国拥有一个‘研制百万吨乃至千万吨炸药’的军事核项目”，“关键在于英国有实力成为一个有氢弹的国家”。

　　对于英国人而言，1957年是迫使大西洋对岸真正开始正视自己的关键年份。这一年，英国第一枚氢弹试爆成功，苏联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也先后升空。英国学者博迪评价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带来的恐慌，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两个月内对英美核关系的推动比美国政府过去十二年的推动还大”。政界也对美国核保护伞颇有微辞：“没人会怀疑美国会用核报复的方式应对苏联的核袭击，但美国会以牺牲芝加哥的代价去保卫巴黎吗？”

　　美国政府显然感受到了欧洲伙伴的压力。艾森豪威尔不但同意在英国部署中程导弹并向英国交换核武情报，对其轰炸机改造以装备美国核弹，而且决定在欧洲部署核武。国务卿杜勒斯在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声称，应修改1954年原子能法案，与北约分享核技术：“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在扩大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核合作的范围内来恢复美英之间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核武器合作方式”。

　　1958年，英美签署原子能领域合作协议。“在相互协商的情况下，两国可以交换有关的其他机密情报”，“此类情报的交流应该有利于情报接受国的原子弹设计、制造、发展和组装能力”，美国还答应给予英国核潜艇制造以及所需核原料的帮助。英美在核领域的“特殊关系”至此才最终形成。

　　在两国领导人的百慕大会晤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这次会谈是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参加的最成功的一次国际会议”，“我相信这次会议大大有助于恢复英美之间的了解”。英国领导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会比他的心情更加百感交集——原来，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再亲密的同盟都只是浮云。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