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茂林

　　 美国证监会5月29日宣布，纳斯达克[微博]需为去年Facebook的IPO首日遭遇技术故障支付1000万美元的罚金。理据是“证券交易所有义务确保其自身系统、程序和应急计划足以胜任IPO交易的管理工作，不会因其自身问题导致市场陷入混乱。纳斯达克采取的应急措施未能解决问题，触犯了相关条例，必须接受处罚”。这引发了人们对监管部门与交易所关系的反思？

　　 对比不难发现：美国证监会并不直接负责上市公司发审。如在国外股市，IPO发行实行的是备案制，股票发行在证监会注册备案，交易所负责制定发行标准及具体发行，证监会的职责是负责监督证券市场及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交易所与证监会之间相对独立。

　　 在中国，IPO实行审批制，具体由证监会下设的发审委负责，交易所只负责股票具体发行，这实际上是做了本属于交易所做的事，有明显越位之嫌。在这种背景下，交易所类似于证监会下设的一个部门，证监会既是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由证监会的专业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的发审委，其工作方式及手段都是间接的，甚至是形式性的，单靠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提交的诸多书面材料很难对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如万福生科一案，发行人、中介机构遭受重罚，对万福生科上市予以放行的发审委委员却未受到任何影响。一个不承担责任的机构来行使如此巨大的权力，这个体系的可信性和合理性很难取得投资者信任。

　　 IPO的审批制也严重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其一，IPO一次次伴随着二级市场股指的走势暂停与重启，俨然已成为一种“调控工具”，这导致投资者钟情的股票很可能被挡在上市门外，而二级市场上业绩持续下滑的股票却难以有效退出，活生生地折射出目前中国股市运作的非市场特征，资本市场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目前排队拟IPO企业仍有700余家，如何疏导“堰塞湖”成为证监会目前面临的难题；而2012年A股退市制度面世，但在执行上却产生了巨大落差。早就应该处理的这些死而不僵的ST股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其二，发审委在做决策时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依赖其过去的业绩作出判断，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预测，因此很难准确判断和识别一个公司的未来价值，而且发审委的标准不见得就是投资者的选择标准，这有强制性地替投资人选择之嫌。

　　 深入改革现行的发审制度或许才是最有效，也是对A股市场最有利的方法。而放弃IPO审批，需要从根本制度上变革，说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绝不为过。监管者更需要将精力放在监管交易所和中介机构上，建立监审有效隔离的体制机制，将股票发行交给交易所具体负责，由交易所成立上市委员会，决定能不能、该不该上市；证监会集中精力去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财务欺诈和股价操纵等行为，充分发挥证监会监督功能。在具体执行中，香港证监会机构设置是一个较好的参考，建立专门负责处理证券交易案件的常设准司法机构——证券裁判审裁处，由其独立、专业地从事判决，提高工作效率，真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