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从汶川到雅安，5年间，越来越多的民间慈善力量积极地参与到了救灾、减灾、防灾、灾后重建等灾害救助过程中，而且，其不断提升的专业化程度也赢得了社会更多的赞誉。

　　 但与此同时，“民间公益组织还存在着能力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无法达成协同、互动等问题，容易导致资源浪费。”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民间组织的个体创新亟须上升到机制层面，进行制度化建设。

　　公办慈善机构救灾“可圈可点”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各级红十字会获得的捐赠款物达138亿元，而雅安地震至今，红十字会系统获捐款物仅有9.02亿元，下降了15倍还多。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一方面是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度仍偏低 ；另一方面，一贯出现的政府“指定捐款平台”行为在今年一直没有出现。

　　 尽管如此，邓国胜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不仅反应速度快，而且与汶川地震相比，专业化程度更高，比如，它不仅有传统的救援、心理医疗的志愿者队伍，而且还有比较成熟的公共卫生、供水的志愿者队伍，能够在灾区及时建立公共厕所，为后续的防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其他慈善组织不可比的。

　　 “值得一提的是，红会正在与民间组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并准备打破以往红会募集资金几乎都通过红会系统实施的形式，这次准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邓国胜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表现也令人叫好，截至目前，向雅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阶段救灾总支出共计6004.96万元，“仅我们一个救灾物资援助点，就已向灾民发放2002.35万元的救灾物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

　　 5月1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发布了《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需求评估报告》，以需求为本，理性重建，让灾区和受灾群众在灾后重建和生计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

　　 自2003年开始实施“灾害救援”项目以来，尤其是在经历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害的洗礼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因此，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他们能迅速到达灾区，把救灾队伍分成接收计划组、储运组、发放组、监测组，各组人员责任落实、分工明确，使得救援效率大大提升，救援物资以最快速度到达灾区群众手中。

　　 刘文奎介绍说，而以往的情况是，由于不少公益组织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他们对灾区的情况不了解，对于自己的任务划分也不明确，也没有和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衔接，就连他们自己的后勤和安全问题都难以得到保障，救援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经验的复制，我们一直在追求每一次灾害，根据现在这个领域最新的实践成果，能够把最新的理念、方法引进来，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灾民的问题。”刘文奎表示，公益组织与政府间只有进行有效对接和协调，公益救助才会更有序、更高效。

　　 对此，邓国胜表示，政府一方面要建立救灾慈善组织数据库，日常保持联系，了解各个组织的特长；同时在救灾过程中更好地统筹捐赠企业，更好地与慈善组织进行合作、开展救灾。“更重要的是，公益慈善组织要有一个自己的应急救灾联动机制，因为救灾阶段涌入灾区的慈善组织特别多，政府不可能面对每一个慈善组织。”邓国胜说。

　　民间慈善组织“抱团”救灾

　　 此次地震救灾，壹基金可谓是出尽“风头”，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壹基金在此次地震中共募集到善款26912万元，排名第一。

　　 “民间力量在此次地震中表现‘抢眼’主要是基于政策松动和公众信任。”在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看来，政策松动让壹基金有机会公平参与募捐，微公益平台的搭建让公众参与更加便利也是一大因素。

　　 姚遥指的“政策松动”，是指民政部于4月22日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捐赠活动的公告》，第一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少让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凭借自身所积累的美誉度、公信力向公众劝募。”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

　　 在政府开放的态度下，民间公益组织积极迅速地给予了响应。5月13日，全国各地57家知名基金会、民间公益组织在北京发起“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参与组织将全力以赴组织社会力量，各尽所能，出资出力，协助政府和灾区人民抗震救灾。“汶川地震后，中国民间组织有了首次全体行动。”徐永光说。

　　 邓国胜也表示，这是救灾捐款募集“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可谓历史性的转折。“这说明只要政策放开，社会的活力就能得到很大的释放。”

　　 除了“抱团”救灾外，民间慈善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也备受专家推崇。“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人都拿着拉杆箱就到了灾区，非常盲目。而此次，民间公益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明显要好得多，比如说像壹基金，因为日常训练、培训很到位，所以它能够迅速派出14支救援队。”邓国胜说。

　　 更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化程度提升了，所以反应速度非常快。“大概两个小时后，壹基金的救援队就到了现场。物资发放也是十几个小时就到了灾区。”邓国胜认为这个反应速度比汶川地震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对此，《京华时报[微博]》机动部主任康少见也表示，他们派出的蓝天救援队比国家救援队早到的时间不是一两个小时，23分钟就完成了集结，“速度非常快。”

　　 “从汶川到雅安，可以看到民间公益救灾力量的成长，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每一个NGO的能力提升，尤其是合作管理的能力。”邓国胜认为民间组织还存在着能力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无法达成协同互动等问题，容易导致资源浪费。比如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都有自己的独立体系，但都是自己做自己的，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平台。

　　 对此，金锦萍认为在慈善组织内部应当有一种联盟。“不仅是有灾情的时候才发挥作用，平时也有沟通。很难想象平时没有业务联系，当有问题的时候要马上结盟是不可能的。所以平常的训练、沟通，联盟的构建，互通信息是很重要的。”

　　 “而且，慈善组织需要考虑自己在哪个阶段是最有优势的，分阶段、分角色地介入灾后救助。不能一窝蜂地上。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把资源尽可能合理配制，让救灾更加迅捷有效、贴近人心。”金锦萍说。

　　 “因此，从汶川到雅安，尽管个体的经验和创新很多，但仍然需要不断反思、学习、沉淀，并上升到体制和机制层面，特别是制度建设。”邓国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