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雅安——灾害救助的民间力量

2013年05月29日 23:31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从汶川到雅安,5年间,越来越多的民间慈善力量积极地参与到了救灾、减灾、防灾、灾后重建等灾害救助过程中,而且,其不断提升的专业化程度也赢得了社会更多的赞誉。

   但与此同时,“民间公益组织还存在着能力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无法达成协同、互动等问题,容易导致资源浪费。”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民间组织的个体创新亟须上升到机制层面,进行制度化建设。

  公办慈善机构救灾“可圈可点”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各级红十字会获得的捐赠款物达138亿元,而雅安地震至今,红十字会系统获捐款物仅有9.02亿元,下降了15倍还多。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一方面是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度仍偏低 ;另一方面,一贯出现的政府“指定捐款平台”行为在今年一直没有出现。

   尽管如此,邓国胜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不仅反应速度快,而且与汶川地震相比,专业化程度更高,比如,它不仅有传统的救援、心理医疗的志愿者队伍,而且还有比较成熟的公共卫生、供水的志愿者队伍,能够在灾区及时建立公共厕所,为后续的防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其他慈善组织不可比的。

   “值得一提的是,红会正在与民间组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并准备打破以往红会募集资金几乎都通过红会系统实施的形式,这次准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邓国胜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表现也令人叫好,截至目前,向雅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阶段救灾总支出共计6004.96万元,“仅我们一个救灾物资援助点,就已向灾民发放2002.35万元的救灾物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

   5月1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发布了《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需求评估报告》,以需求为本,理性重建,让灾区和受灾群众在灾后重建和生计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

   自2003年开始实施“灾害救援”项目以来,尤其是在经历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害的洗礼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因此,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他们能迅速到达灾区,把救灾队伍分成接收计划组、储运组、发放组、监测组,各组人员责任落实、分工明确,使得救援效率大大提升,救援物资以最快速度到达灾区群众手中。

   刘文奎介绍说,而以往的情况是,由于不少公益组织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他们对灾区的情况不了解,对于自己的任务划分也不明确,也没有和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衔接,就连他们自己的后勤和安全问题都难以得到保障,救援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经验的复制,我们一直在追求每一次灾害,根据现在这个领域最新的实践成果,能够把最新的理念、方法引进来,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灾民的问题。”刘文奎表示,公益组织与政府间只有进行有效对接和协调,公益救助才会更有序、更高效。

   对此,邓国胜表示,政府一方面要建立救灾慈善组织数据库,日常保持联系,了解各个组织的特长;同时在救灾过程中更好地统筹捐赠企业,更好地与慈善组织进行合作、开展救灾。“更重要的是,公益慈善组织要有一个自己的应急救灾联动机制,因为救灾阶段涌入灾区的慈善组织特别多,政府不可能面对每一个慈善组织。”邓国胜说。

  民间慈善组织“抱团”救灾

   此次地震救灾,壹基金可谓是出尽“风头”,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壹基金在此次地震中共募集到善款26912万元,排名第一。

   “民间力量在此次地震中表现‘抢眼’主要是基于政策松动和公众信任。”在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看来,政策松动让壹基金有机会公平参与募捐,微公益平台的搭建让公众参与更加便利也是一大因素。

   姚遥指的“政策松动”,是指民政部于4月22日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捐赠活动的公告》,第一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少让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凭借自身所积累的美誉度、公信力向公众劝募。”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

   在政府开放的态度下,民间公益组织积极迅速地给予了响应。5月13日,全国各地57家知名基金会、民间公益组织在北京发起“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参与组织将全力以赴组织社会力量,各尽所能,出资出力,协助政府和灾区人民抗震救灾。“汶川地震后,中国民间组织有了首次全体行动。”徐永光说。

   邓国胜也表示,这是救灾捐款募集“从行政干预机制转变为社会选择机制”,可谓历史性的转折。“这说明只要政策放开,社会的活力就能得到很大的释放。”

   除了“抱团”救灾外,民间慈善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也备受专家推崇。“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人都拿着拉杆箱就到了灾区,非常盲目。而此次,民间公益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明显要好得多,比如说像壹基金,因为日常训练、培训很到位,所以它能够迅速派出14支救援队。”邓国胜说。

   更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化程度提升了,所以反应速度非常快。“大概两个小时后,壹基金的救援队就到了现场。物资发放也是十几个小时就到了灾区。”邓国胜认为这个反应速度比汶川地震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对此,《京华时报[微博]》机动部主任康少见也表示,他们派出的蓝天救援队比国家救援队早到的时间不是一两个小时,23分钟就完成了集结,“速度非常快。”

   “从汶川到雅安,可以看到民间公益救灾力量的成长,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每一个NGO的能力提升,尤其是合作管理的能力。”邓国胜认为民间组织还存在着能力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无法达成协同互动等问题,容易导致资源浪费。比如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都有自己的独立体系,但都是自己做自己的,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平台。

   对此,金锦萍认为在慈善组织内部应当有一种联盟。“不仅是有灾情的时候才发挥作用,平时也有沟通。很难想象平时没有业务联系,当有问题的时候要马上结盟是不可能的。所以平常的训练、沟通,联盟的构建,互通信息是很重要的。”

   “而且,慈善组织需要考虑自己在哪个阶段是最有优势的,分阶段、分角色地介入灾后救助。不能一窝蜂地上。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把资源尽可能合理配制,让救灾更加迅捷有效、贴近人心。”金锦萍说。

   “因此,从汶川到雅安,尽管个体的经验和创新很多,但仍然需要不断反思、学习、沉淀,并上升到体制和机制层面,特别是制度建设。”邓国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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