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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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5-06

　　徐皓峰

　　我不会武，“会”字必须是脑子明白，身体也必须练到。而因为向我授艺的人——李仲轩不能收徒弟，所以他只是跟我讲武术道理和历史，没有手把手地教过，更没有对我喂过招，也没有带我走过门子——与别派比武交流。所以我懂武术，不“会”武术。我所能做的，就是保证我所写的武术知识是有传承的，细节准确的，我的武术观念和武术史观念是我从具体人物得来的，而不是凭空臆想的。

　　我的武侠小说创作，集中于民国时的武林，最大的特点是武术界的成长和武侠小说的成长几乎是同时的，当时的民众在现实生活里接触一个习武人，就像现在在街头遇到一个警察一样，所以不会将武侠小说和真实的武林搞混，知道武林是武林，小说是小说。后来，随着武行的消失，民众没有了判断标准，将小说和武行当成一回事。我至今常遇到的一个提问，就是问“你觉得，武侠小说和真实的武林有何不同？”

　　民国的武林，不在乡野郊区，都在都市里，武人首先是城里人。当时的北京、天津都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而在民间底层，武人对民风的形成有很大作用，因为底层涉及的人事纠纷和财务纠纷，往往是请武人（镖局、武士会、或武术家办的私塾来解决），武德首先是仲裁准则和办事礼节。而现在等于没有武行了，只有武术爱好者，许多人功夫很高，但在身份上也只能算是业余者，因为不是职业身份，不吃这碗饭。所以大家都是零散地存在，但有一些武术世家的后人见了面，还在维持着他们儿童时记忆中的祖辈风范，看了让人温馨，也让人悲哀。

　　武侠小说的历史是这样的，民国二十年代，由职业武人平江不肖生和姜容樵发明了武侠小说，写的是自身亲见和江湖的传闻，有点像民俗写作，不多做个人的夸张想象。后来被还珠楼主等文人篡了权，自此武侠小说脱离了民俗写作，努力向明清神怪小说和西方小说体系靠拢，这一条体系后来从大陆移到了港台。我呢，等于回到了民俗写作的前史上，金庸是新派武侠的集大成者，而我不属于新派武侠的体系。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大家用文人式的文化来总结中国武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吃得苦太多了，到了中年，才发现青年时代真心崇拜的东西，其实是虚假的。

　　一切让历史来说话，清末民国武行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如果是高手，不以赢人为标准，要以服人为标准。让人心服口服，得是在专业技术上能超出对方一个档次，这样在人情上才能有容人的风度。所以当时的武人刻苦极了，不是像李昌镐的围棋，赢半目也是赢，而是吴清源的围棋，让对手中盘认输。人人都不追求赢一点，而是追求赢一个档次——拉开了档次，才能有风度，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武术曾是中国人生活方式之一。然而无可否认这样的生活方式正在离大多数人远去，我们现在只能寄予文学影视作品来遥想江湖；如今没有武行了，也缺乏再产生武行的社会基础，与其按照楼市、股市的商业模式重塑武行，让它成为一个赚钱机构或文化装饰，还不如让其彻底灭亡，总好过弄成让人瞧不起的异种，后人连缅怀的余地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