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4月8日下午消息，“川制作”导演兼总裁陆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博鳌文化分会上表示，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市场上，我不敢说未来全球的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娱乐化是必然的趋势，娱乐化会带来对电影本体的冲击。

　　陆川讲话实录：

　　这两年在中国电影行业工作中感觉到中国电影的巨大变化，我开始做电影的时候是中军先生帮助我，做了人生中头两部电影，那时候的中国电影市场非常艰难，导演拍片的机会比较难得，而且那时候的方向和现在完全不一致，制度也不同。

　　经过十几年的变化，到今年2013年，我感觉中国电影面临很大的变革，在电影选材和制作、运作，包括观众的成长、影院的成长会推动电影的变化。刚才您提的问题也是我思考的问题，但实际上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市场上，我不敢说未来全球的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娱乐化是必然的趋势，娱乐化会带来对电影本体的冲击。还有3D技术，观众会成为投资影片和导演选材影片中成为越来越多考虑的因素，甚至成为主流的因素。媒体对电影的评判更多倾向于数字化评判，就是票房的评判。经典电影时期的艺术性会推为其次或者更其次，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的是市场化、类型化，至于10年之后现在说还太早。

　　主持人：陆川导演您谈谈，东西方文化在电影和传媒当中如何共融，产生正能量？有没有您的影视作用，或者在影视道路当中碰到过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受到阻力的案例有没有？

　　陆川：头两部戏都和中军老板一块做，也是他支持我。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拍《寻枪》，电影节选片，选片人跟我说《寻枪》的音乐必须改掉，我们当时用电子音乐，找中国当时非常不错的电子乐队，我自己非常感动，那是很大的电影节，我现在有时候经常后悔，我当时拒绝改音乐，说应该用中国的乐器来配，我们就选进主竞赛单元，我没有改音乐。我老在想，我为什么老那么不懂事呢？

　　因为那时候他们看中国，觉得中国电影有很多中国的文化符号在里面，我那时候作为年轻导演拍戏的时候在电影中记录当下的中国，不需要在电影中放下笙箫竹笛的东西。我特别喜欢摩根说的话，现在流行和娱乐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文化，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帮我打开一道门，那句话帮我卸下很多包袱，我们可以创造一种电影文化，这是很重要的。

　　我拍的另外一部电影也是中军支持我的，很有缘分，《可可西里》，让美国很多制片人，包括《南京！南京！》，这是他们知道我的原因，那时候中军去了西藏，好像被抬下来了，躺在沙发上要见过，我去了以后中军说有一个好题材要拍，我说很喜欢，那时候公司的头牌是冯小刚，我说为什么不找冯小刚导演？他说他身体不好。

　　王中军：不是身体不好，而是你年轻，我去可可西里高原反应特别厉害，我说你身体好，非常年轻。

　　陆川：那部戏虽然票房不是很好，《可可西里》后来在美国影评打分非常高，打到8.7分，一度打到9.3分，而且被美方，哥伦比亚卖给国家地理，国家地理联合一块发行，作为迎接胡锦涛主席访美那一天全美首映。

　　我印象很深，下飞机张局长拿着报纸，上面半版都是《可可西里》的影评，说你小子踩狗屎了吧，这是传媒公司故意的。我觉得电影传递正能量能够起到很重要的因素，中国电影可以通过这一次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和中国电影公司的强盛走出去。

　　陆川：我做了四部片子，在市场上成败教训都有，作为一个还算是年轻的导演，我们在市场上学习，跟市场对话，跟制片人交流的经验。而且正巧的我正好在做年轻导演的监制，真正意义上做监制，前两天在广州帮他拍戏。

　　在广州我最焦虑的就是别超期，别超支，而且拍戏的时候年轻导演想拍一些特别有创意的部分，那些部分在电影中使用几秒钟，会花一个下午拍，真正的故事情节放在后面拍。有时候人要换位思考，我很感谢这次机会做一次监制，我突然发现我懂了很多在做导演的时候不懂的事情。

　　《王的盛宴》也好，《可可西里》也好，《南京！南京！》也好。我拍第五部电影的时候会对以前的总结有一个新的答案放在我的电影里，我想制片人提问题就是一个，我希望摩根和中军把制片人所有的工作都做了，导演就做导演的事情，有时候在中国做导演特别累，做很多、很多导演以外的工作，扛很多事情，我不想做这个事情。

　　去年去了6次洛杉矶做一个面试，我发现在洛杉矶大街上有2000个左右的导演，你接受他们系统挑选的时候要非常严格的按照他们的制度，一项一项提报对导演要求的时候，那时候做导演被严格限定在一个区域里，不需要谈投资或者其他的事情，只需要做导演专注的事情。如果要提一个要求，希望在未来的电影中能够只做导演的事情。

　　提问：陆川导演，我想问一个问题，作为普通百姓看一部电影是否好、是否坏基本上都是依据个人的喜好、口味，作为专业的电影人您心目中的好电影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谢谢。

　　陆川：我在家什么电影都看，我们家装了机顶盒，有付费电视，我什么电影都看，这是我经常反省的地方。我经常看娱乐片，为什么我拍的时候老选择不娱乐的电影，我看很多、很多娱乐片，也喜欢娱乐片。

　　我们在电影学院的时候特别憧憬一些大师的作品，类似于黑泽明的，会影响到我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有库布·里克，我们有对经典电影的崇敬。我们是那个时候起来的电影人，拍《南京！南京！》想拍黑白的，作为一个敬礼。我拍了四部电影，跟市场转化为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和观众的对话。

　　《王的盛宴》在媒体眼里是特别个性的电影，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挑战观赏的，可能我选择的讲述方式和当下大家喜欢的电影叙事方式脱节，在这一点上我肯定有问题了。这个电影之后我自己跑出去一个多月做一个痛苦的反思。第五部电影我带着思考做的新尝试，在我的内心中我比较崇敬这样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教父》我认为达到艺术和商业高度结合，我希望有生之年做出这样的电影来。

　　陆川：作为一位电影导演寻求自己个体的改变和突破也是为整个的环境贡献一个微环境的变化，聚沙成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