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失速的新兴经济体分论坛”于4月6日举行。上图为会场全景图。(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4月6日下午消息，“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失速的新兴经济体：跨越‘成长陷阱’”分论坛会议召开，主持人为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讨论嘉宾包括：毕马威全球副董事长Alan Buckle、俄罗斯工商联合会主席卡特林、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A. Didar Singh、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

　　以下是会议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我们的论坛晚开始了10分钟，因为上一场论坛讨论的很热烈，我们也希望在这场论坛给大家更多的价值。首先我介绍台上的嘉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毕马威全球副董事长鲍伟高(Alan Buckle)，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A.Didar Singh，俄罗斯工商会主席卡特林，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部长冯慧兰。我是本场论坛主持人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我们这场论坛主题：失速的新兴经济体：跨越“成长陷阱”。成本要素不断提升的今天这些国家能不能有创新的力量出来，健康地转型升级，这也是讨论比较多的，所以今天我们论坛有一个创新，我们问题提出来由大家来认领，然后我们再个别讨论，当然我们也给每一个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代表准备了特别的问题，毕马威他们也会分享他们对巴西发展的观察。第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说你们如何看待心市场的失速，有哪些外部的因素？

　　张宇燕：谢谢主持人。刚才问到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慢，从2010年的7%点多降到2011年6%多，去年整个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降到5%多。这个增速放慢原因有很多，我这里谈它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还是全球经济增速放慢，导致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只有2.5%，这个2.5%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20年平均的不到一半的增速，这个增速在过去20年是最低的增速。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不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影响比较大，这是外部因素很大的一个点。第二，整体经济增速放慢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根据OECD和联合国[微博]贸发会议他们的统计，我们看到去年上半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各种案件增速很快，仅就G20来看，就有120多起各种各样贸易保护措施，其中针对中国的增速就更多了，有30、40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也是对贸易增长的一个约束。第三，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贸易这个增速也开始大幅下降，2011年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贸易，特别是根据我们计算的，G20里面的20个最大的经济体内部，抛去发达国家，剩下的11个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称之为“E11”，他们之间的相互贸易2011年增长17不%，去年下降到7%。从上面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新兴经济体增长失速外部原因主要是这三点。

　　主持人：A.Didar Singh，你所观察的外部因素是什么？

　　A.Didar Singh：谢谢，除了刚才前面发言人提到的，显然外部的因素或者最明显的在外部发生作用的因素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我们应该看能源、气候变化以及技术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外部因素，而在今天全球经济当中，这些外部因素都由其他很多经济体、其他很多国家主导着，作为新兴市场，很显然我们发展目标之一是为了关注国内发展以及国内的市场。因此就会存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国内市场的流动像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显然在新兴市场当中流动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流动并不是免费的，而显然流动会影响国内发展。外部因素不仅仅是出口问题。

　　主持人：他刚才说了一句话，凡是都找外部因素，其实有更深原因。我记得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学者团到江苏考察，从江苏一路走到甘肃，县长在接待大家的时候就说去年不太好是因为跟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之后这更多的成为一个借口。下面想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先生，大家都说2013年是中国最受限制的一年，因为我们有限贷、限行、限售、奶粉的限带等等一系列限制，所以大家觉得我们现在增速放缓是国家主动调控追求发展的结果还是我们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张晓强：确实如果我们看中国从进入改革开放以来，1980年到2012年33年的长周期，年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9.8%。在新世纪中国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机遇，在2002年到2011年年均GDP增长速度更是高达10.6%，但是这几年的快速增长的情况有了变化，2010年和2011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分别是10.6%和9.2%，去年进一步降为7.8%，是年均GDP增长最低的一年。刚才张宇燕、A.Didar Singh谈了很多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比如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外需不好，肯定对众多出口型企业带来影响，但是除了外部因素，应该肯定地说有很多内部深层次制约因素，包括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过度的依赖资源消耗、环境的约束加剧，而且在发展中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都比较大。

　　比如去年中国一个国家消费了世界一半的钢材、水泥和煤炭，造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都是世界最大的，但是中国的GDP去年只占世界的不到12%，人口只占世界的19%。去年虽然已经连续三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快于城市，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3.1：1，因此这些深层内部因素的发展是影响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今后的发展要从过去的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过多的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转变，从主要依靠工业增长拉动向着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服务业三四产业协调发展转变，从过度消耗资源带来环境负面影响，向更加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方向去转变，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来看，可以说这种包括今年预期的GDP增长速度只是7.5%左右反映了中国自身把发展的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益上，更加致力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的优化，当然这些都离不开改革和提高开放的水平。

　　主持人：谢谢。其实我想经过北京、上海这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显现，大家都同意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点。但是作为用创新来提高效率，来消化我们新兴市场不断增长的要素成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今天上午在各个论坛都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很重要一点，在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有很重要的一个声音，中国要成为创新性国家首先是人内心的热情，而公平和效率是激发激情和创新动力的重要一点。大家在这一点有很多疑问，待会儿跟主任探讨。下面这个问题想问俄罗斯工商会主席卡特林，我想问的是刚才张先生已经谈到了关于WTO对中国的意义和影响，我们也知道俄罗斯刚刚加入WTO，你认为对俄罗斯经济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在什么时间之内会显现出来？

　　卡特林：我们其实也期望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比方像中国。但是我们觉得这不会很快发生，我们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某些领域它比较短，有些领域比较长。一般来说是三到四年，比方机械制造是一个七年的过渡期。但是我们会大幅度降低关税保护的程度。今天我们的关税是19.6%，我们承诺要把平均关税降低到6%。13.6%的降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有一些损失，包括我们的农业，估计会损失3000亿卢布。但是过渡期结束后，我们预期会使我们GDP增长达到2%以上。我们俄罗斯社会包括企业界对我们加入WTO也有一些不一样看法，有些悲观的人他们认为这会对俄罗斯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比较期待，他们比较乐观，认为这肯定会提高我们竞争力，我们会出现一些高科技产业和领军的企业。整体上我们是比较谨慎的乐观来看待我们加入WTO。

　　我想比较重大的成果可能是大概过四到五年，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加入WTO对我们俄罗斯经济各个方面有些什么影响，有些领域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轻工业、农业以及其他产业，有些产业我们期待我们会有所改善。比方冶金业、化工、化肥。今天针对俄罗斯企业有100多起反倾销调查，这是违反WTO规则的，我们希望加入WTO后，这些对我们的程序会有所改变，我们期待这方面会有所改善，原则上我们是乐观的。

　　主持人：我这个问题继续请卡特林继续回答，今天金砖各个国家都有代表来，除了巴西是由毕马威副董事长代表以外。我在电视上看出各个领导人，尤其我们国家领导人去俄罗斯，都是要签订油气合作的合同。我印象当中油气出口是俄罗斯一个重要支柱。我想知道你们如何在全球经济低迷，油气需求下降的今天，你们如何改变对油气出口的依赖？

　　卡特林：的确这是一个让俄罗斯政府、企业很关心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关注。但是与西方国家不一样，他们已经陷入了危机，我们目前宏观经济指数是有所不一样的，我们几乎没有国债，他是低于3%，我们今年的斥资是1%，失业率是历史新低，低于6%，是5.7%。我们外汇储备居于世界第三位，这样使我们有信心货币回比较坚挺、稳定，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同时你说的是对的，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度依赖能源的出口，因此今天的政府和企业都在共同努力，比方说要扶持一些非原料产业的发展，创立一系列的体制，包括出口信贷、保险局，他的任务就是要为那些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企业向他们提供支持。还有一些融资的机制，让这些企业可以实施自己高科技产品出口的规划和生产规划。

　　第二个方面，创造经商环境吸引投资和高科技技术。在世界银行[微博]的一项排名中，我们排名非常低，这也看看我们在哪些指标处于什么位置。根据这一点，企业建议政府通过一个路线图，在每一个具体方面来具体改善我们经营环境，其中6、7项建议政府已经接受，其他还在研究。比如海关、土地征用、能源方面准入。还有一些外国投资进入的问题。我们会努力创造一个更加透明的政府，企业界可能对政府透明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俄罗斯政府就是努力在这方面创造更好的便利化条件。我们在积极改善我们这方面情况，包括改善对油气出口的依赖。

　　主持人：俄罗斯希望用开放解决问题，其中包括政府的改革，这两天也在报道普京谈关于财产公开的问题。印度在去年9月份宣布了新一轮改革，也是谈到开放问题，尤其谈到希望对零售业，包括航空、电力行业等等向外资开放。但是去年年底你们零售业改革遇到了一些问题，随着沃尔玛进入，遭到了很多方面的抵抗，甚至物价上涨，导致你们的增长速度放慢，我们想知道有没有因为零售业试水的失败会导致整个你们的计划受阻？

　　A.Didar Singh：谢谢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最近讲到外国投资的问题，印度不光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世界上噪音最大的民主国家。每次我们想搞一些新东西，总有一些不同方面的反对意见，我们非常喜欢这一点。在印度我们有私营企业、政府企业、有州政府、省政府，有跨国公司，什么都有。他们都混成一团，但是这还是不错的。整个新兴体经济都在放缓，但是我们还是GDP增长5%，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就是1%或者负1%，我并不认为速度是主要问题，从印度来看，我们经济是稳定的，对我们私营企业来说，我是代表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机会过去20年不断涌现出来，使印度的公司非常强大有力，印度公司遍布世界各国。我们改革是有点放缓，因为我们有一个联合政府，有些人反对外国投资。十年前，我们很多方面都有很多负面的，今天正面东西很多，负面东西很少，整个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印度的公司也慢慢成长起来，我们有一个强大能力公营民营合作组织。我们有大量的法律改革的项目。这样我们可以保障投资的稳定性、安全性，所以我们的情况还是正面的。世界各国都来到我们这里，印度自己的公司也在展现自己的力量，我们欢迎不同的意见，因为有不同意见使大家更加聪明。

　　主持人：我们也期待今年印度改革给我们中国有更多借鉴经验。印度的很多问题都跟中国非常相似。下面这个问题请Alan Buckle代表巴西回答，巴西物价飞涨种种问题，以至于今年没有过来，我们想请你作为代表。毕马威作为一个全球咨询公司对新兴国家投入很多关注力，你告诉我们巴西到底怎么了？

　　Alan Buckle：我觉得这么说吧，在巴西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问题，包括拉丁美洲。但是在巴西、墨西哥、智利、秘鲁，他们有几年做得相当不错。当然也面临很多问题，像社会的问题、透明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像阿根廷、委内瑞拉都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但是他们都有很多自然资源。过去两年中，巴西似乎有一点被人们估值过多，而墨西哥估值过低。墨西哥与美国联系非常密切，现在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墨西哥情况也变得更好，反而巴西情况没有这么好。我想有几个因素要关注。

　　首先关注巴西与拉美世界其他地方具有密切联系，之前跟智利一个零售商对话，我问他们最大挑战是什么，他说是中国经济。智利出口有相当多去到中国。智利的铜也和中国有密切联系。所以新兴经济体之间贸易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另外看待巴西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巴西是否能够有效利用最佳时机。之前一个峰会我们提到政府是否在比较好的时候进行合适的投资，用这个财富创造出更好的结果，我们巴西朋友提出两个挑战，一个是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是教育。在很多新兴市场当中，这两个问题都是他们共同关注的，在非洲这两个问题是极端的重要性。所以长期而言，巴西发展经济是非常好，巴西有2亿多人口，而且巴西有巨大资源，天然气、矿产资源等等，但是他必须要调整自己，建立更多必要的交通体系，包括巴西的铜矿跟其他国家的矿产联系。如果说巴西能够做出这些成绩的话，显然也会给他们树立很好的榜样。

　　这些问题是考验巴西的问题，长期我是发展乐观的，短期要解决教育和基础设施，短期充满挑战。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你刚才谈到巴西是最佳投资时机的时候也显现出你的忧虑，刚才说的是金砖国家都有代表来，但是这不包括南非，南非是刚刚加入进来的，我说的是老的金砖国家。为什么我们台上还有五个代表呢？很多人说印度尼西亚这些年进步非常快，保持着高速增长。同时他们也提出来几十年以内，2045年的时候他们要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同时很快进入到世界前六位，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们的金砖这些国家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看到印度尼西亚崛起的力量。我们也知道整个南南合作的起源就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我想请台上唯一一个女士代表冯慧兰，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整个印度尼西亚发展的感受，现在南南合作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我仍然认为他在成长过程中给很多新兴国家带来了很多价值，我们想请你谈谈南南合作的问题。两个问题给冯女士。

　　冯慧兰：我的观点要更加的乐观一点，我想更加拓宽一点新兴经济体的概念，也就是超过金砖国家之外。如果你把印度尼西亚、东盟以及其他一些快速增长的非洲国家纳入新兴增长集团的时候，你会发现新兴国家会继续成为全球增长主要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当中50%仍然来自新兴市场，其中主要是来自亚洲，印度是增长5%，中国是7.5%，显然是要低于经济危机之前，但是仍然快速增长。印度尼西亚2011-2013年增长是是6.3%-6.5%之间。菲律宾、泰国增长速度6%以上。马来西亚接近6%，菲律宾同样也是在最近提高了自己的投资率。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些增长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下去。前面嘉宾提到巴西基础设施问题。我这么看，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下去，也许要理解为什么要必须增长。短期而言，这些新兴经济体可以很好抵御经济危机。

　　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我们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到国内主导型经济。除此之外，也有很多财政刺激性政策，因为我们财政状况相对不错，所以我们有足够财政资源持续经济增长。你提到南南合作，我觉得新兴市场之间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发达国家出现经济放缓的时候寻求其他增长渠道，一方面抵御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增长的水平。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都在经历着结构转型，之前有人提到我们从制造型、出口型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这将会成为新的增长来源。你必须要制定正确政策，包括宏观稳定政策、宏观基本面政策以及确保稳定的政策以及相关改革，当然也包括教育、医疗、投资，只有这样，人民的素质才能得到提高。总而言之，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很关键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沿着这条路走，有正确的方向，我们一定能维持经济增长，而且新兴市场将会继续成为全球经济主要增长引擎，而且也会形成多极化经济增长引擎。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往往认为亚洲是主要的新兴市场，但是不要忘记非洲和拉美。去年十个高速经济体当中，6个来自非洲，4个来自亚洲。所以全球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点。

　　主持人：听了印度尼西亚经验以后，我们想问张晓强先生，你觉得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今天这些限制是不是我们为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以及为了改革所必须付出的必要代价？

　　张晓强：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我们强调今后发展方式要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更多的转向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这个本身我认为就是中国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潜力。比如说轿车的销售，中国已经是连续四年世界第一大市场，这已经不是潜在的问题了，是实实在在的超过美国，连续四年了。去年虽然中国成品油总的消费只增长4%，但是汽油消费增长10%，因为去年一年卖了2000万辆汽车。今后每年的销售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有所增长。

　　从扩大内需这个角度，当然还有很多亮点，比如旅游、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同时大家都提到一个新兴的讲求质量的城镇化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又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因为中国这样巨大的一个人口，13.5亿，城镇化率刚刚达到52%，而且有些专家还不认可，说因为这里面还有1亿多长期在城镇居住，但是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和发达国家相比有20-30%的差距。所以在讲求质量的城镇化的推进中，它有大量的投资和发展机会，不仅仅只是一个圈地、摊大饼、造楼，而是要在城市中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良好的生态宜居的环境，商业医疗教育等等更均等的公共服务，还要有适应经济结构升级更好的就业机会，包括服务业等等，比如说中国现在的大城市交通拥挤非常严重，所以我们提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现在多个大城市在建设地铁，到去年底中国地铁实际营运里程达到2000公里，北京440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上海420公里，居世界第二位。英国从过去世界第一位400公里降到第三位，大家刚刚纪念英国伦敦地铁150周年，150年搞了400公里，北京上海是20年。最近专家预测说到2020年，中国城市地铁轻轨这一项还要再增加4200公里。可以想象这带来多大的机会。

　　当然我们在科技创新这方面，科技创新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只有30%左右，比发达国家60%到70%差的太多，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但是这恰恰又是一个巨大潜力，如果能达到科技创新对GDP增长哪怕是50%，这个潜力就极为巨大。

　　主持人：刚才谈到中国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疑惑，尤其是轿车问题，轿车不是想买就可以买的，还有一系列的因素。您觉得今天这些限制是为我们今后更好、更健康发展所付出必要的代价吗？

　　张晓强：确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这种情况下确实如果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比如说您提到的虽然轿车是世界第一销售大国，但是北京从过去可以自由购买变成摇号，一个月只有2万个号，最近我注意到每个月参加摇号的人数已经升到150万人了。上海多年是采取拍卖。过去买一个竞价拍卖得一个车牌号是三万块，最近涨到九万块了，广州也在限购，这是中国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确实是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看到今年1月涉及140万平方公里，8亿人口的严重雾霾天气，如果我们不在发展的质量上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包括对于钢铁、水泥、冶金、化工这些低质量、低环保质量标准的数量扩张不解决，在大城市这种科学发展的问题不很好解决，只是摊大饼，只是从一个方面去拼命卖轿车，那将来可能群众自己也不会愿意居住在天天都是PM2.5，极不健康或者有毒这样的环境中，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所以回过头来，将来可能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上要迈出更大步伐。

　　主持人：以内需驱动增长对我们国家还是一个漫长的问题，我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国家超越这些成长陷阱过程中你们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每个人都回答一下，之后我们请现场观众提问。

　　A.Didar Singh：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是来自印度的，我们优势显而易见，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有很大的人口红利，我们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印度人口资源向全世界都何以提供。我们的不利因素，我们是世界上噪音很大的民主，但是我们可以更严肃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同时也是一个贫穷国家，很大一部分群体还是在贫困线以下，我们必须包容性的增长，我们必须扶贫解决最底层人的贫困，我们的增长、就业从最底层开始。很多新兴经济体他们必须要把底层的人提升上来，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佛教起源于印度，因果分明是佛教最根本的观点，刚才A.Didar Singh也分享了他们希望在一个稳定、清晰的制度环境里有更好的发展，有请冯女士。

　　冯慧兰：我也是只讲印度尼西亚的问题，和印度很接近，很大的市场，劳动力人口供应充分，印度尼西亚是4500万青年人，我们是世界上第十五大经济体，1万亿美元乐观经济，2030年麦肯锡的报告说我们将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了，这是我们优势所在。不利的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巴西一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是一个群岛国家，70多个岛屿，把各种岛联系起来，为我们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互联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共同分享增长的红利。我们要确保更多努力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当然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气候变化挑战都是一样。

　　主持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这些短板问题，我们请卡特林分享这个问题。

　　卡特林：我们有相当好的宏观经济指标，我认为我们有相当高素质的劳动力，我们有很高的治理基础，我们也在改革我们的开发机制，当然我们有巨大的资源基础。也许我们虽然人口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人口的需求力非常旺盛，这也让我们的经济非常有吸引力，我们的短板呢？可能跟其他国家一样，基础设施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发，我们是一个领土很大的国家，计是最大的，很自然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交通运输问题，这是我们的头号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货物运输、人口流动。还有，我们经济不够多元化。我们很强的依赖于能源包括原料的出口，谢谢！

　　主持人：Alan Buckle代表巴西来分享一下。

　　Alan Buckle：巴西有巨大的潜力在能源、资源、农业方面，我有一个这样的观察，我经常访问这些国家，也经常去非洲，我们欢迎这些国家互相探讨一起合作，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问题就来了。谈到基础设施，建立新的组织，做一些测试，来看看他们能够多好地完成他们的目的，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些机制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真的做的时候，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有更多合作，很好地进行设计、检验、试验。谢谢！

　　主持人：两位中国代表分享一下我们跨越“成长陷阱”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张宇燕：刚才嘉宾讲到自己优势的时候都强调一个规模，规模对中国特别重要，中国市场规模特别大。规模大就可以容纳更多分工和专业化，分工、专业化是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最终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亚当斯密提出一个基本思想，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优势。我们开玩笑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就讲我们看多很多国家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止了，掉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多数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和印度如此巨大的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井口就比较小，掉进去有一定困难，关键是不要被拌倒，充分利用我们巨大规模，鼓励创新、鼓励要素自由流动，这是中国长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张晓强：相应把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这是我们如果做得好，我们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的动力或者潜力。刚才讲到科技创新对GDP贡献率还很低，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特别是加快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靠科技进步力量，而不是过度消耗资源能源，大家都经常提到著名摩尔定律，提出40年了，他讲计算机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但是价格降低一半，专家们认为今后8到10年，这个定律依然有效，我体会他与其说是一个物理学或者是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律，还不如说是一个科技创新和人类创造力的规律，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的潜力是无穷的。在这方面刚才你谈到中国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感到还有很多束缚他的创新能力发挥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包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科技资源用得更有效率，包括为民营投资创造更好、更公平的环境，包括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的职能，这些改革做得更好，他就会使企业创新活力更好地激发出来，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的驱动。当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一方面拥有巨大市场潜力，但是人口当他有比较好的收入的时候，他才能去消费，因此中国强调就业优先战略，如果我们只看农业和传统工业，吸纳就业的空间已经有限了，农业的劳动力再转移出来，传统工业就业人数再下降，但是我们看服务业，又看到潜力了，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即使这几年发展的快，也只不过才到43%，比印度的水平、比巴西的水平和比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低得多，而服务业恰恰是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而且发展的好，有利于促进一二产业健康发展的产业，这些通过我们自己的深化改革、转变方式，都能够有利于我们跨越这种中等收入的陷阱，当然还有一条，中国的经验非常重要的，坚持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强和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也加强和发达国家世界各国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

　　主持人：中国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作，打破这个壁垒还是漫长的路。请现场观众提问。

　　提问：我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记者，目前我们看到新兴市场之间仍然存在大量贸易壁垒，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张晓强：首先我想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作出大量的努力，各种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当然在近几年全球陷入国际金融危机复苏艰难的情况下，刚才张宇燕教授讲到保护主义明显增加这样的因素。我也听到美国的朋友说中国政府有很多贸易壁垒保护中国企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采取很多贸易保护措施保护他们的企业，中国政府整体政策趋向是非常明确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坚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

　　提问：我是来自腾讯财经的，在座都是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现在有一些趋势，中国一些工厂转到东南亚去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对更新兴的经济体国家的冲击是怎么样的？谢谢！

　　张宇燕：从经济学理论来讲，把中国的投资转到越南、柬埔寨一些国家去，这是自然趋势，它有它背后力量，比如劳动成本提升，市场转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它的影响是什么？从全球范围来讲这是一个要素更加合理流动的趋势，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有利有弊，弊是资本流出，利是中国必须不断实施产业升级，这既是压力，同样也是动力。

　　主持人：很多媒体拜托我要问一下微信的问题，腾讯财经放弃了这个问题。我们请最后一位。

　　提问：我来自人民日报的记者，请问张宇燕老师，本届论坛主题是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意味着有共同责任，您如何看待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共同发展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或者中国所谓的共同责任是什么？谢谢！

　　张宇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亚洲论坛谈责任，这是恰逢其时，一开始我就讲今天全球经济整体的速度在放慢，出现了各种各样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等等。这个时候讲责任，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姿态，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世界里，各个国家自利的行为短期有效，但是长期是一个双输和多输，所以强调责任是强调我们对世界共同繁荣作出贡献。就中国而言，中国的责任，要把中国的发展从和平发展，我们还要看到包容发展，就是让中国的发展能够造福于世界，让其他国家能够分享中国的发展的成果，你刚才说它的责任，我理解主要就是包容发展。

　　A.Didar Singh：责任问题是属于此次博鳌亚洲论坛主题。现在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新兴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真正的引擎，这个责任的关键点就是合作，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能进行合作，如果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我们需要好的机制，但是我们怎么样进行合作，我们和谁进行合作，金砖五国是一个合作机制，当然还有其他合作渠道，包括世贸，我们也希望世贸真正发挥作用。合作是重要的，合作就需要我们共同履行责任，齐心协力，发挥实效，这是我们责任的含义。谢谢！

　　主持人：台上专家推进创新方面、以公平、效率、降低成本等等这些问题上他们都还存在着一些共同困惑，因为新兴国家高速增长过程中，形成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如何能够超越既得利益不被绑架，坚持改革公开、公正、公平，这是我们会持久讨论的话题，聚集民心、推动创新，感谢嘉宾的分享以及各位的聆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