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东方》杂志连续刊登了署名“卞悟”谈社会公正的系列文章，读过之后，感觉有如闪电划过彼时晦暗的思想夜空。后来知道，“卞悟”是秦晖的笔名（有时是其与金雁合用的笔名）。在个人的阅读体验中，先后追踪过一些人的文字与思想，但对有些人跟踪了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就做了告别，只有极少数的人，二十多年来一直没离开过视线。这其中，秦晖应该排第一。原因很简单，在我看来，他的文字与思想，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最具解释力和穿透力。

　　有人曾经打过比方，说秦晖是一架携带精确制导导弹、24小时都在巡航的战斗机，弹无虚发，直中命门。从思想纷争的意义上说，这一比喻相当准确。在过去的20余年中，秦晖岿然屹立在现实中国的前沿，几乎参与了思想界所有重大问题的争论，并且发出了既有深厚学理又最接地气的声音。采取诺齐克的立场，信奉公正至上，自由优先，反对强制，是秦晖思想的底色。但秦晖的价值，不在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泛泛宣讲，也不在于对自由主义有何原创性贡献，而是从自由主义出发，针对中国现实，结合具体问题开方拿药。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少数与学术同行的争论文字，秦晖的许多文章，可视为为了取得疗效，先把庸医乃至巫医排除在解决方案之外的努力。当然，所谓排除，用的是思想与逻辑的力量。正是在这方面，秦晖显示了强大的驱魅能力。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曾经引发大规模的下岗浪潮，工人们被用极低的补偿价格，买断工龄，企业则以盛行的MBO方式落到内部人手中。这一轮国企改革，导致的社会分裂至今仍难弥合，社会怨恨仍然深重。对此，“左派”将问题归罪于自由主义甚至跨国公司的罪恶，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从产权明晰至上出发，认为“抢来本钱做生意”也比名义上全民所有而实际上人人皆无的国有体制好。对此，秦晖既力辟“左派”错置问题情境，也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可的“抢来本钱做生意”这一既成现实，提出“公平分家”的主张。他结合俄国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的教训，以及苏联转轨过程中不公平分家的后果，警示中国现实。与“新左派”的论战，秦晖指出其“将别人的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可谓击中要害。对于秦晖与“新左派”的论战，在笔者看来，他已竞全功，“新左派”至今已不敢撄其锋芒，在思想市场上的影响力业已相当式微。对“新左派”的清算，意义重大，因为“新左派”抽离中国具体情境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有碍改革的推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改革的护身道具。对于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世间要么不解，要么一片颂扬，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论”一出，颇具答疑解惑的功效。或许在权力一方看来，秦晖未免是一位扫兴的思想者，其理论与思想，不像“新左派”那样贴心，而是处处败兴。然而，面向权力说真话，不正该是学者应有的气质吗？至于耳朵的感受，那不是学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东欧转型问题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堪称秦晖与金雁伉俪的巨献。这么说绝非夸张。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关于东欧转轨国家的研究，已经不单纯是学术问题。关于东欧国家转轨后的演变与发展，在中国国内一度就连基本的经验材料都缺乏，更遑论直面真问题的深入研究。公众能接触到的，都是经过高度选择性的材料。起初，媒体上充斥的，是一幅东欧国家转轨后混乱无序、怨声载道的图景。待到其中一些国家度过了转型初期带来的震荡，开始步入良性轨道之后，媒体却陷入集体失声的状态。秦晖与金雁关于东欧转型问题的研究，起步早，贴得近，浸淫深，富于预见性与中国问题意识，其中对于波兰、捷克及匈牙利转型与俄罗斯转型的对比研究，对中国尤其具有启发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较好地兼顾了转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的一些东欧国家的优良表现，验证了秦晖与金雁对东欧转型的分析与判断。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秦晖与金雁的努力，中国公众关于转轨过程中及转轨之后的东欧的认知，将会多么贫乏。

　　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是秦晖思想耕耘之地。我们曾经以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启蒙年代。现在看来，就近现代历史领域而言，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才是真正的启蒙年代。这十余年里，经由学界与民间的共同努力，对历史的正本清源工作得以展开，一些被抹掉的历史被打捞，一些被歪曲的事实被纠正，一些“真理”被证伪，而大量新的事实与洞见浮出水面。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秦晖发表系列文章，梳理革命、宪政等历史命题，特别是对抗战后中国巩固国家权益的艰苦历程的钩沉，以及对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的重新叙述，多有发覆之见，极具正本清源的意义。这一系列文章，与近年来学界及民间的努力一道，对于恢复历史正义、还史学以尊严，具有重要价值。

　　读秦晖的很多文章，都能感受到其鲜明的论战气质，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强烈的问题意识使然。乐于论辩，在秦晖当然不是为了追求杀伐之快，而是为了求取共识，以利于中国能够早日告别“秦制”，步入自由民主的大道。这一点，仅从他新近出版的《共同的底线》一书的书名，就能看出来。此书集结了他1999年—2002年间写作的文章，上述主题，在这些文章中有充分的反映。十余年前的文字今日拿出来出版，充分显示了作为思想者的秦晖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但也正像许多人指出来的那样，说明了中国改革步履的缓慢与沉重。

　　在秦晖看来，今日中国，左右、朝野应该共同遵循的底线，是公平、自由，反对强制，约束权力。离开这些底线，左右之争无意义，保守与激进谈不上，自由与福利的多寡是伪问题。在笔者看来，在改革意愿下降、社会思潮两极激荡的今日中国，为社会寻找底线，无疑极有必要。而事实上，底线也并不难寻找。即拿秦晖提出的上述底线而言，公平、自由，反对强制，约束权力，哪一条会有人公开反对？可惜，悲哀的是，又有哪一条被诚意地制度化地信奉？底线易寻，共识难成。底线是客观的价值，共识则需要主观的意愿。思想的背后有利益，而利益很难被思想说服。失明向来是自己的选择，选择的动机，离不开利益，有超越情怀的人毕竟很少。如此想来或许丧气。

　　不过，秦晖并不悲观。他相信思想与观念的力量，无疑也会继续自己与风车的大战。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题为《流水前波唤后波》的评论王小波的文字。这或许带有某种意味。对于这位洋溢自由主义精神的作家，秦晖充满敬意。王小波在中国文坛上孤绝的背影，让秦晖感慨。文章中他说：“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很少有人能懂得那些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绝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而这些事说穿了无非一是拒绝专横，二是宽容待事……”这种理想，虽然低调，但仍需艰苦卓绝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