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亚洲商业前沿的回应

　　经济学家“六问”企业家

　　在亚洲商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国际化，这其中的主要挑战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张维迎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企业家们提出的问题。

　　时下，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阴霾，世界范围内产能和流动性过剩，经济下行风险犹存。在此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官方杂志《博鳌观察》联手罗纳德·科斯、埃德蒙·菲尔普斯、张维迎、余永定、陈志武[微博]等五位知名经济学家，就“全球机会与企业应对”等核心话题，向100名亚洲企业家提出“六问”。

　　因经济学家的这些问题集中于创新、多元化、国际化、企业应对、改革与企业家责任、经济学家的作用等六个核心层面，我们谓之“经济学家六问”。

　　4月5日晚8时，博鳌亚洲论坛会员俱乐部活动在2013年年会现场举行。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张维迎、胡祖六与企业家张跃(远大集团总裁)、陈峰(海航集团董事长)等就“六问”展开了生动的对话。共200多位亚洲企业家参与“六问”活动，其中包括80余位博鳌亚洲论坛会员，活动由微软[微博]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微博]主持。

　　与通常由企业家提问、经济学家“解惑”不同，《博鳌观察》的“特别行动”把经济学家与企业家的位置作了互换，并尝试以亚洲企业家在商业前沿的实践与心得，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现实给养。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对“经济学家作用”的关心，他认为在中国向着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所扮演的角色较为有限，但随着中国不断进步并完善自身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家很可能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科斯由此发问：“经济学家应该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有哪些？你们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有何建议？”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在活动现场张跃回应称，现时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将关注点由“发展”转向“质量”：环境质量(水、食物和气候)和生活质量(自由及安居乐业)。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此前的回答则更为直率，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首先应该解决制度上的问题，不解决制度上的问题，那些“经济上的问题”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制度问题关乎营商环境和企业家生存，反过来也会促使企业家更好地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经济学家张维迎向亚洲商业领袖们提出的问题是：当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办法与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竞争时，你是否认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唯一办法是将国有企业民营化？

　　万科企业董事会主席王石此前书面回应称，他并不认为一定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才能促进民企与国企之间的自由竞争。他反问经济学家：“对于上市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国有股占比51%的上市企业，和国有股占比49%的上市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有什么本质区别？”王石的观点是，中国目前改革的重点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要政府治理真正能避免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公共政策，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市场准入、金融支持等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地位，“是否一定要民营化可以再讨论”。

　　经济学家科斯一向关注中国的发展，他判断，与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他问：“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我的评价？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那些主要困难？”

　　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坦率地回应了这位102岁的经济学泰斗的提问。徐乐江称，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因为称得上“革命”的一定是要有具有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反观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但是工业化过程并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的是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大破坏。”徐乐江表示，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印度GVK集团副董事长桑贾伊•瑞迪在回应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同样关于创新的提问时说，创新更大程度上关乎文化和思维模式：“这是教不会的，但必须反复灌输，假以时日方能实现。创新文化发轫于大学，但可惜印度的情况并非如此——印度教育更偏重于职业而非创业，侧重于需要时间的技术培训，其结果是基于市场的创新颇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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