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万科企业董事会主席

　　如果仅仅将创新定义为科学、技术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创新，我当然认同科斯先生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论，即“中国在创新方面略逊一筹”——中国乃至许多亚洲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技术创新是有不足的。

　　不过，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价值，如果科技领域的创新相比其他领域的创新并不能创造更多价值，那么企业家们就很难有动力去从事创新。

　　我不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创新方面面临太多困难。首先，中国的一线城市的工资率正在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在竞争国际高级人才方面也不再处于劣势。其次，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技术装备在过去20年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三，过去30年来，中国企业家们也在制度、管理、物流等无法直接从西方学习的领域进行了很多创新。

　　我认为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相比其他经营方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利可图。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当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意兴阑珊。就我的观察，这是中国目前创新面临的最大的障碍。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创新，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否让他们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而不是集中在政府关系、库存管理、营销策略甚至公司金融等方面创新。

　　排除市场过小的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国家，以及缅甸、朝鲜等在制度上尚无法让企业家存在的国家，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亚洲国家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创新。

　　首先，创新需要得到保护。产权制度和相关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创新还需要促进沟通与交流，需要独立自治并且运转良好的学术机构。这些都需要对政府部门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不认为亚洲国家的企业或者人民缺乏创新的能力，这更和集体主义的文化没有关系——日本应该算亚洲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却是亚洲国家中最擅长创新的。

　　对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清晰一些。企业家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就如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如果和政界人士搞好关系就能拿到垄断权益，那么即使创新成功的收益很高，但考虑风险之后，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诱惑就远不如前者。

　　另一方面，大企业很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推动革命性变革，历史告诉我们的是，革命性创新往往来自小企业，来自市场挑战者。这需要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向大企业倾斜。而应对每一个市场竞争者都公平对待。这在很多亚洲国家都还未实现。

　　所谓亚洲人的文化中害怕冒失败的风险，不愿意标新立异，甚至缺乏创意，是很难说的过去的——亚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与欧洲并没有深入的交流，但无论艺术、文化、科技、宗教、思想，近代以前的亚洲都不比欧洲差太多。只是近代以来，我们并没有创制出有效的制度以在全社会激励更多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