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乐江，宝钢集团董事长

　　首先，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因为称得上“革命”的一定是要有具有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比如 18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机械化，19 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是电力技术的发明带来电气化，20 世纪日本的工业革命是微电子技术带来的信息化。反观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且到了中后期，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大破坏。

　　中国的工业化实际是制造业的聚集过程，加工与组装是制造业的主要形式。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基本上无需新技术的支撑，只需传统技术的转移支撑。所以，现在都通常认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但没有人认为中国是新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心。按照杰里米?里夫金教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的描述，新的工业革命应该是能源革命，就是如何实现将分散的新能源通过突破性的传输技术进行归集。

　　因此我不完全认同科斯所说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个评价是对中国留有面子的评价，实际不是“稍逊一筹”，而是“差距很大”。

　　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样如此。就企业而言，我个人认为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热情。技术创新是需要大投入的，如果大投入换来的发明创造被轻易模仿，发明者的投入就无法及时得到弥补和回报。中国制造模仿成风、“山寨”成害、造假成灾是与此有关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际上也有对中国的指责，但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正在完善过程中；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抑制了创新精神。我们虽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骨子里都崇尚做官。中国挤破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就是这一现象最好的注脚。当一个大学的高级教授的社会地位低于这个学校最低行政级别的官员时，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创新能力。在中国对优秀科研人员的最高奖赏就是提拔为官员，这样中国的优秀人才都被吸引到了官员队伍中，剩下的只能是二流人才搞科研创新；

　　第三，急功近利的GDP主义流失了技术创新的“水土”。创新是需要“细水长流”的，可能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见不到成效，GDP 的政绩导向需要的是立杆见影的增长，至于 GDP 的技术含量则不在考核的范围内。中国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贵州茅台，而美国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可能现在不是了）是苹果公司，前者是酿酒的不需要什么科技含量，后者是典型的高科技公司。这就是中国 GDP 与美国GDP 成色的差别；

　　第四，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实力。民营企业从制度等各个方面来看天然比国企更有创新的热情，它们应该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偏好于服务大企业的体系，民营企业因为规模较小，在享受金融服务上普遍受到歧视，正是受制于中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民企融资困难，再加上大多集中在低端产业，竞争激烈，盈利状况普遍不佳，所以无法大手笔高投入从事研发，而现代技术创新拼的就是实力。

　　就本人所在企业来说，我们深知作为传统产业的钢铁业目前正遭遇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些瓶颈惟有技术创新。宝钢应该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是最重视研发投入的，我们的研发经费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国内也是最高的（2.1%），我们依靠自身的努力研发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品。但是我们与日本和韩国等全球优秀钢铁企业相比，仍然差距明显，其原因就是上述我提及的几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