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赵灵敏

　　 Facebook创始人爱德华·萨维林、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扮演轮船厨师的法国影星热拉尔·德帕迪约、奢侈品牌LV的老板贝尔纳·阿尔诺，他们三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他们都是“税收难民”，都是为了逃避本国的高额所得税而不惜改变国籍的人。

　　 2012年，在Facebook上市之前，原籍巴西、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的萨维林，放弃了美国国籍，选择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虽然他否认弃籍是为避税，但有分析认为，萨维林此举是为规避因Facebook上市需缴纳的高达6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而新加坡的所得税率最高也只有22%，远低于美国当时的35%。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后则声称要将最高档的所得税从41%大增至75%，尽管这一措施已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为违宪，但德帕迪约和阿尔诺还是被这种劫富济贫的氛围给吓跑了，一个已经加入了俄罗斯国籍，另一个正在想办法入籍比利时。俄罗斯的所得税率只有16%，比利时最高是50%。

　　 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国家都释放出了给富人加税的制度信号。这是因为公众对于银行业和富人的反感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吃掉富人！”等口号不绝于耳；而由于经济持续性不景气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阶级鸿沟的扩大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各国的基尼系数几乎都在上升，而政治家又拿不出像样的解决办法来缓和矛盾，因此，对公众的“仇富”情绪推波助澜、人为激化阶级对立，就成了转移矛盾的最方便选择。

　　 于是，在英国，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的富人税率被提高至50%，英国副首相甚至提议加征“大亨税”；从2013年开始，美国将向个人年收入高于40万美元或家庭年收入高于45万美元的富裕人群增税，该收入群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将从现行的35%提高到39.6%；法国几乎要实行的75%税率，因为高得离谱而举世皆知；最新的发展是在日本，安倍晋三政府甫一上台，就传出要将最高一等所得税率从40%提高到45%的消息。

　　 尽管加税大行其道，但单从增加政府收入的角度看，作用其实有限。在法国，即便75%的重税成事，每年也只能增加2.1亿欧元的政府税入，仅占政府增税目标的1%；在美国，奥巴马力推的对富人加税政策，今年估计可给联邦政府增加200亿-300亿美元的税入，但也只占美国每年1万亿美元左右年度赤字的2%-3%。日本拟议中的富人增税措施将于2015年施行，每年也只能产生2000亿日元的税收﹐相比日本远超40万亿日元的年度赤字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巴菲特抱怨说，美国最富400人的平均税率在过去17年从26.4%减少到了19.9%，但却只字不提尽管税率降低了，最富400人纳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却几乎翻倍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显示，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缴纳了67.9%的税；此外，收入最高的1%的人，其收入占总收入的13.4%，而支付的税款却占总税收的22.3%。因此无论是从人口还是收入比重上来看，美国的富人缴纳了足够多的税。考虑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与美国类似的累进税率制，因此富人缴的税太少了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而且富人掌握的资源很多，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他们可以用脚投票，移居到税率更低的地方，也可以雇佣专业人士采取各种合法手段避税，这也就使得那些加税措施往往很难落到实处。法国的富人外逃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1年法国开征富人税，包括影星阿兰·德隆在内的法国富人开始选择瑞士和比利时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如今像德帕迪约这样的“税收难民”并不在少数。据统计，近期有4500多名法国人、4200名德国人、1920名芬兰人、1880名意大利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美国人也同样是越来越愿意到海外安家。《华尔街日报》说，2011年，美国有近4%的人口移居他国，其中有近1800人直接选择放弃了美国国籍和绿卡。201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个，平均每周有154人退籍。

　　 有更多的富人则在钻法律的漏洞，一名富豪常常在晚上搭机飞离英国领空，过了午夜之后，再回到英国机场。英国现行税法规定，每年在英国居住的时间不超过90天的话就不用缴税；而剩下的275天里，只要午夜前不在英国也可以不用缴税。而像罗姆尼一样将钱转移到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的做法，更是公开的秘密。2012年，麦肯锡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在私人银行的帮助下，大概有21万亿-32万亿美元从各国流向卢森堡、瑞士、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地。而富人在他地所拥有的飞机、游艇、收藏、房地产等资产还未算在内。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在抵制加税。美国近期就出现了一个“爱国百万富翁协会”，他们是由超过200名美国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翁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缴纳更多的税金，以此平衡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税收不公的问题。这些人的自觉意识和爱国情怀当然值得激赏，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能那样做的富豪注定只是少数。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税收只能发挥部分的作用，而且要适度。因为向富人增税意味着把原本用于创造就业和投资的钱全部收归政府作为公共开销，富豪们能够攒下来并用于投资的钱会减少，甚至还会在面对投资时畏首畏尾，这毫无疑问会损害经济，因此必须要慎重；而指责和惩罚富人个人，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解决贫富差距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真正解决问题。

　　 诺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将美国贫富悬殊拉大和中产阶级利益受损归咎于体制因素：金融过度创新、上市公司丰厚的股权激励、倾向于富有阶层的税收政策、强势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话语权等。显然，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只是片面增税，除了符合政治正确之外，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