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志娟

　　李银莲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已被明确作为2013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按照一些公开的数据，有研究部门测算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实现GDP增加值为2.6个百分点，约占GDP增长值的 37.15%。甚至有专家更是预计，未来10年，城镇化或将带动40万亿投资需求。

　　 如果这些数据成为现实，新型城镇化无疑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但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一个农民“市民化”的社会过程。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微博]接受了《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表示， 新型城镇化进程可带来大量投资机会与消费升级，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力量，但前提是要首先让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小）

　　《中国经营报》：近期“新型城镇化”被频繁提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都将城镇化放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如何理解“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种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天勇：过去也提城镇化，但没有放到调整结构的战略位置，现在被提到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可见其重要性。

　　城镇化进程中对经济拉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能够有效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居民消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有助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转移的农村人口对住房与耐用消费品等需求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进而拉动消费。

　　 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对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新增的住宅需求也可以创造房地产投资需求，拉动投资。

　　 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条件。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是高度相关，城镇化改善农村人口过于分散的现状，创造消费的同时也创造了就业。

　　 城市化有利于节约土地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约6.8亿人使用2.7亿亩的土地， 城市人口6.5亿5左右使用的土地约7600万亩 。

　　 《中国经营报》：中国应选择怎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

　　周天勇：城镇化发展模式有两种，一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这主要是政府去筹资，去招商引资；另一种是社会与政府双推动的城市化，这是市场推动下的城镇化，这种模式早期在我国温州、东莞以及义乌等出现过，即私人投资，政府配套。

　　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注重市场推动下的城市化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有利于引进社会民间资金，城镇化不仅仅需要政府投资建设公路等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但有一些投资可以利用社会民间资金推动，不可能所有城镇化建设都靠政府来推动。这种市场化推动的发展模式，可借鉴韩国与台湾经验。

　　《中国经营报》：这些潜力能转化为哪些行业的发展机会？

　　周天勇：农民进城，最基本的两个要求：安居和乐业。城镇化可以给基建、医疗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带来投资发展机遇。因为这些人到城市里做什么？必须得有产业。交通和产业集群效应的要求，工厂必须建在城市里。而产业发展要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而解决就业必须人口集中使产业发展，两者互为促进，所以工业发展必须是以城市化为依托，城市化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与集中的劳动力。

　　用制度保障建设（小）

　　《中国经营报》： 按照公开披露的信息，中国的城镇化率在50%左右，但一些专家认为，实际的城镇化率并没有这么高，我国现在处于怎样一个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还面临哪些瓶颈问题？

　　周天勇：我国目前刚刚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实际城镇化率没有披露的数据高，实际上是约2亿多农民工可能没有纳入计算范围内，因为他们大多数享受不了城市的医疗、养老等福利，此类人口工作流动性强，可能没有纳入城市化的市民范围，而城镇化率一般是按常住6个月以上人口计算的。

　　我国城镇化面临一些难点问题：一是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城市里没有享受到相关福利 。现在农民工是2.7亿，这当中有90%没有真正进入城市，大部分人可能在城市无住房以及享受不了养老、教育等问题。那么，未来这些人面临的问题是自己买房子，还是政府给他提供房子？

　　第二，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耕地、宅基地等权益保护问题。目前有一些地方以农民的土地 出让金按照一定的比例留存累计作为农民的社保，但是至今没有一种制度能够保障这种权益。实际上，土地换社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承诺。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地方政府当期的钱已经用掉，根本不可能给农民从土地的出让金中积累所谓的社保。

　　第三，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可能有两个二元结构，一个二元结构出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及发达和发展中或者不发达的城市；另一个是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及富裕区域和不富裕区域的差别。

　　 《中国经营报》： 如何能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周天勇： 在土地问题上，建议实施“同地同价，平等入市，政府收税”政策，不能用“行政拍卖”来代替市场问题，否则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导致两极分化更严重。

　　比如，农民卖了土地获得100万，这种过程中政府可以征收40～60万交易税等税收，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收入，可以使他们未来创业有资本，这方面可借鉴台湾模式。

　　按照台湾城镇化的经验，一亩地如果增值100%，当中40%是政府收税，60%给农民；增值300%，则政府收60%的税收。农民通过这个途径实现资本积累，很多投身发展中小企业。所以韩国、台湾的中小企业特别多，中等收入群体也特别多。而他们创办的很多企业，不仅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也延伸增加了消费。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正在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还应出台哪些配套政策来推进？

　　周天勇：应该出台户籍制度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配套政策。在户籍制度上，取消城乡分割二元户口登记制度。在财税上，应减税来鼓励创业，尤其是创办小微企业，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进城与就业。否则，只是土地城市化，而产业与人口并没有城市化。

　　最后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市民化过程中，应该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让进城的农村人享受到城市人的均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