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非发展基金市场总监滕立梁

　　杨燕青 严婷

　　[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停滞、传统新兴市场增速放缓，尚不发达但潜力巨大的非洲大陆正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引擎” ]

　　“到非洲去。”是的，十年前还在说“到中国去”的跨国企业高管们如今开始频频把“非洲”挂在嘴边。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停滞、传统新兴市场增速放缓，尚不发达但潜力巨大的非洲大陆正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引擎”。中国企业也看到了机遇：不少中国企业在走向欧美国家的同时，近几年来也开始走向非洲。

　　中非发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拓非洲市场而设立的专项资金，中非发展基金2007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首期10亿美元资金由国家开发银行出资，最终达到50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市场总监滕立梁在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认为，中非发展基金让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变得更具可持续性。因为非洲在很多项目和产品方面存在空白，加上庞大的市场容量，中国企业的非洲机遇巨大。

　　中非“可持续模式”

　　第一财经日报：中非发展基金建立的初衷是什么？

　　滕立梁:中国过去对非洲的支持更多是在经济方面的援助，上世纪80年代后又有了新的援助形式，即优惠贷款。从地位上来说，中国是应该支持和帮助非洲，但这两种资金支持方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资金也有限，援助不可能无限大；第二就是非洲国家在拿了援助之后也不一定能够很好利用，具体项目很难管控，因此不可持续，所以需要一个新的更加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一个注重回报的模式。我们一期使用的10亿美元是由国开行出资，单独设立了这只基金。现在第二期的20亿美元今年刚刚到账。

　　日报：你们在非洲的投资也会与商业银行竞争，如果你们和工商银行同样做一个项目，你们的优势和竞争力在哪里？

　　滕立梁:从业务本身来说，如果纯粹是一个商业性项目，那么项目可以找任何一方。但从这两家过去的经验和能力来看，国开行比较偏重大项目，偏重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而工行过去在国内更多做零售，以及和国际贸易更相关的业务。

　　日报：你指的大项目一般是基础设施等，这方面很多中国大型国企也在走出去，你们是跟他们一起合作还是更倾向于自己做？

　　滕立梁:我们现在一般还是会和他们一起合作。但实际上的情况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国内做得真正好的垄断型企业很多都不愿走出去，尤其是到非洲去。两类企业会到非洲去：一类是为了资源本身，比如矿业、石油企业，他们本身就是在这个行业；另一类就是大型国企做工程，因为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导致大项工程较少。其他类型的企业可能主要是一些在国内竞争市场上不占很多优势的民营企业，也会有类似想法。

　　日报：以你的观察，在去非洲的企业中，就金额而言，民企占比更大还是国企更大？

　　滕立梁:在非洲我们现在合作的项目看来，还是国企占比更大，因为项目普遍更大。我们和中铝、广和一个项目几亿美元，而小的民企不会有那么大的项目。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多跟民营企业做一些项目，因为他们在客观需求以及当地运作方面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将来我们这两方面都要兼顾，国有企业有大战略，民营企业又在私营领域有项目需求，因为现在非洲很多国家有这方面的项目和产品空白。

　　日报：非洲对中国的担忧是什么？

　　滕立梁:可能缘于西方曾经对非洲的殖民，所以一定程度上会有部分非洲人对中国有类似担心。一方面是资源，中国很多企业在非洲是做矿业等垄断性行业，他们觉得可能会占据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会考虑到中国那么多人，例如建筑施工企业，一下子几千人几万人过去，会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从他们的角度上看，确实会有一些顾虑。但从非洲总体上来看，政府大部分高层决策者都受过西方教育，所以他们明白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非洲也应该接纳中国的资金、技术和方法。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很精打细算的，他们会货比三家，比较中国、日本和欧洲，即使选择中国，也会继续货比三家，比较不同机构的投资和贷款。

　　日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非洲国家的政局不稳定，那可能整个投资就会泡汤。非洲国家政府的政权变更风险是不是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滕立梁: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大。我们去投资做项目，当然要慎重，因为是长线投资，不可能在一两年或三五年内把钱收回来，把项目卖掉也不太可能，所以尽量要选择政治风险和这些相关风险小一点的。埃及我们投了几个项目，总体上现在看还算是平稳过渡。总体来说，在非洲国家，无论是谁执政上台，如果我们投资的项目对国家和当地老百姓有好处的话，政府都不会动摇。

　　非洲市场潜力巨大

　　日报：现在中国制造业升级和转型面临的瓶颈较大，正在寻找新的出路，你认为非洲是一个好的目的地吗？

　　滕立梁:按照我们的总体研究，我觉得尤其对加工业而言，非洲是非常好的目的地，中国的产品非常适合那里。因为在非洲市场中，包括家电、汽车，以及一般服装在内的消费品，过去基本上都来自欧洲，虽然总体上的质量不错，但价格非常高。所以中国的产品有很大机会。

　　日报：我们的哪些产业在非洲总体而言具有竞争力？在你们投资的那些企业中，哪些产业在那里比较有竞争力？

　　滕立梁:现在我们在非洲投的几个大项目还是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比如加工业、汽车、家电等。服装方面我们并没有涉及很多，还有些机械设备等领域，我们正在看。

　　日报:我们是出口到非洲还是直接在当地生产？

　　滕立梁:我们希望企业能在当地建厂，但是现在节奏不会那么快。不过，像家电和汽车行业已经有好几家企业早已在非洲落地了。

　　日报：非洲的市场容量如何？

　　滕立梁:市场容量还不错，毕竟非洲有将近十亿的人口，而且未来他们的人口会成为全球最多。这和过去我们的人口经济理论非常相符，过去中国很穷，但由于人口多，很多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生产。所以我认为，将来非洲很有可能会拥有这样的潜力。目前非洲国家分散，执政能力还不太好，但是毕竟人口庞大。我们现在经常跟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讨论说，非洲的一个很大优势就是未来的人口、年轻的劳动力，这是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所以将来无论是从市场容量还是加工业能力来说，非洲都潜力巨大。

　　日报：非洲经济总体而言是逆差，下一步发展必须依靠消费和投资？

　　滕立梁:是的，非洲目前消费还没有启动，普遍也缺乏资金，所以需要外来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能够带着资金去做产品来促进当地消费，满足当地市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日本很多车厂过去就把回收的二手、三手车全部送给非洲，然后为他们修路，日本和韩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正在慢慢减弱，美国在非洲的影响总体上来看并不大，但欧洲的影响力非常大。

　　日报：非洲的金融业对中国而言机遇如何？

　　滕立梁:除了南非之外，非洲的金融业非常不成熟。主要问题是机制缺乏，很多国家没有国家自控的银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是需要类似像国开行这类政策性银行，但非洲很多国家没有。另外标准银行那样的银行大概有四五家，基本上覆盖到非洲大部分国家。

　　总体上讲非洲的商业银行利润非常高，当然这里也会有风险溢价。但回报率太高了，例如你今天在南非存进1000兰特，银行要收一笔钱，明天把它取出来，银行还要收一笔钱，从一个银行汇到另一个银行也要收费。实际上在非洲很多国家的银行业，大部分小国家只有一两家商业银行，基本上属于垄断，所以存钱或是贷款利润很高。中国人是可以去非洲开银行的，但是由于现在国内有监管，国有银行如果想在非洲建一些网点，很难在国内获批。中国有足够资本的民营企业应该到非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