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从未向今天这样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

　　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苏州的直营工厂，理由是无法承受当地平均月薪3000元的工资。之前，同样的跨国体育品牌耐克，早早就把位于江苏太仓唯一的在华鞋厂“转移”了。

　　面临经济下行危险的中国制造，在2012年似乎祸不单行。先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呼启动“再工业化”，要用机器人与中国制造“抢”饭碗；紧跟着，则是东南亚、印度等后发国家以其更廉价的工资，要把中国制造最拿手的产业“吸”走。有人形容这是“前后夹击式的围堵”。

　　外部环境的“生态剧变”正在发生。伦敦奥运会上，不论是烟花表演、运动员服装、纪念品，都少不了“中国制造”的贡献。据称在900项奥运官方纪念品中，“中国制造”占到65%。可因为美国运动员的礼服是中国制造，有美国议员竟公开声称应该“全部焚烧”。

　　为了只支付三分之一的工资成本，跨国公司可以把鞋子、衣服这些中低端制造业移走。而对于光伏产品这类新兴高端产品，发达国家同样下决心要给中国制造吃个闭门羹。美国和欧盟一先一后，都要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巨额反倾销税，这对本已产能过剩的本土光伏企业可谓雪上加霜。

　　更严峻的是“中国制造”本身的危机。中国宏观经济减速，跌破8%，被认为是“软着陆”。但在微观层面，制造业企业的危机却是生与死的抉择。在钢铁、工程机械、造船等基础行业，许多“巨无霸”都步入前所未有的调整期。央企这种“大象”企业正力求“挺过寒冬”；许多中小型的“虾米”企业，恐怕连秋天都难保度过了。

　　“必须认识到，这一次是中国经济以30年为周期的大调整”，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从十年前就开始谈，可是直到今天，才成为“不得不直面、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当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制造”的危机主要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即将耗尽时，李才元却认为这都没抓住要害。

　　“从根本上说，是技术红利已经到头了。”他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过去30年主要靠引进，现在换不来了，因为全球都面临着‘产业真空期’，所有人都面临技术升级的难题。”

　　以自主造车而知名的奇瑞公司，面对今年以来自主品牌轿车市场份额“雪崩式”的下跌，正开始艰难的“突围”。他们反思说，市场爆发性增长时，汽车企业只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忽视了基本功，而到了经济下滑的时刻，才懂得要“先蹲马步，再上擂台”。

　　位于浙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最近花了4.5亿美元，并购了一家美国新能源公司。对于众说纷纭的“产业结构调整”，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并不看好。“应该在状况好的时候去布局，到现在困难了，调不过来！本身效益不好，它有什么能力调？！”

　　“有能力时没动力；有动力时没能力”。这可能是煎熬之中的“中国制造”面临的转型悖论。

　　然而，出路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