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娅

　　[ 耿云志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为学界所用，同时也能对普通读者了解和认识胡适其人有所助益，“让普通读者对胡适的基本面貌有所了解” ]

　　“年谱”作为中国史学的重要创例，以《朱子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为代表，可窥看这一传记样式的基本面貌：史家按时间谱序以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将“谱主”事功与思想主张进行整体记述。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著《胡适年谱》初版于1989年，近日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重版。因为“一向主张对自己发表的东西不要做大的改动，这次重版只对不得不增补的信息进行修订，增补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1990年之后公开的《胡适日记》。希望一般人都能读下来，所以篇幅不太大”。接受记者专访时，耿云志阐明了修订再版《胡适年谱》的主要原则。

　　耿云志着手对胡适进行研究始于1975年。在此之前，1972年10月，民国史研究起步，作为民国思想研究的重要对象，胡适自然而然进入了他的视野。耿云志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为学界所用，同时也能对普通读者了解和认识胡适其人有所助益。“为了让一般人都能读下来，让普通读者对胡适的基本面貌有所了解。”这是耿云志写《胡适年谱》的起因。

　　最开始，年谱只作为其出版于1985年的《胡适研究论稿》所附的内容。耿云志认为，以年谱对胡适的生平事功和思想主张进行整体而简要地陈述，是一种亲近易读的方式。附录于《胡适研究论稿》的十几万字的年谱，最先被香港中华书局看中，在香港单独出版。

　　不重文辞修饰，使年谱的阅读乐趣更多依赖于作者对史料娴熟驾驭的能力和对谱主的全面了解。耿云志认为，“年谱的好处是，人物自己直接地展示，而非作者的主观性描述，因而写作的要点在于——如何使人物与读者产生对话。”

　　“笔墨精妙，剪裁得当，读来不觉乏味”是读者对《胡适年谱》的代表性评价。透过采访，耿云志以文学和哲学基础而入史学研究的知识与思想背景渐渐显露，由此，或可窥看其如何在枯燥的史料基础上创造出鲜活立体的人物之独特方法。

　　早年对世界经典文学的兴趣，让耿云志对原本陌生的西方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是切入胡适这一国际性人物的重要背景”，耿云志说。年轻时着迷于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著名西方作家的作品，以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为标志的俄罗斯文学对其影响尤其深刻，“他们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悲伤的时代气氛——在寻找出路，但是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知道现实的问题是什么，但如何破除局面，还没有看清楚。这里面有很悲情的因素。”

　　胡适的意义

　　第一财经日报：研究胡适的经历，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中打上真实的烙印？

　　耿云志：从1991年在胡适家乡安徽绩溪开第一次胡适研讨会之后，我一直只喝胡适家乡的茶。胡适喜欢喝他家乡的茶，他留学的时候写信给母亲，让她给他寄家乡的茶叶。

　　日报： “年谱”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我们读到的虽然只是事实层面的信息，其中有停顿和空白，但始终有一种逻辑推动阅读的兴趣。这一套内在逻辑是怎么建立的？

　　耿云志： “年谱”最重要的是用事实把人物的基本面貌和思想主张说清楚。“年谱”的好处是,主人公自己在展示自己，而写著作往往直接把作者本人的想法放进去。年谱如果编得好，会给人更丰富的信息和更真实的形象。

　　如何剪裁材料，需要对人物有深刻的了解，不然，有材料就往里放，不知道剪裁的点在哪里。另外，作者需要照顾到前后的呼应，对于前面提到的事情，如果有材料可以延伸，需要在后面作出呼应。所以“年谱”本身是一个创作，而不是简单的信息排列。

　　日报：文学对你的史学研究有哪些滋养？

　　耿云志：过去讲“文史哲不分家”是有道理的。我原来学哲学，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后来搞历史研究，哲学帮助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文学让我能比较准确、深刻地揭示人物内心。

　　通过读大量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使我对年轻的时候从未去过、未体验过的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所了解。胡适是一个国际性人物，他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研究胡适需要有这方面的基础，不然不好把握。

　　日报：历史真实与阅读的张力如何实现一种关联性？

　　耿云志：这个还是在于文学修养问题，在年谱写作中，文学修养不在于文辞修饰问题，而是怎么样来了解研究对象和读者的心理，如何让读者与胡适的思想主张发生对话，文学不仅是文字的美，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灵魂的剖析和揭示。

　　日报：胡适的思想主张对于今天有哪些重要意义？

　　耿云志： 胡适在思想上追求普世价值，主张渐进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提倡世界化和个性解放，强调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一方面是世界化——胡适认为社会需要全面的开放，虚心地接受世界先进的文化，理性分析、自由交流，不要先定一个成见；另一方面强调文明的进步、社会改革的前提是需要解放个性，他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

　　研究胡适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先辈对社会病理是怎么分析的，不然成天被口号牵引，始终不能独立地去分析问题。

　　矛盾的胡适

　　日报：你怎么看待胡适的婚姻？比如，他对江冬秀的态度，是否也能说明他对人的个性问题的见解，比如“年谱”中也提到，胡适认为中国的女子不必像西方女子那样为取悦男士而去奉迎等等。

　　耿云志：胡适之所以接受这个婚姻，终身未变，最重要的是他对母亲的尊重与怀念，当然他跟江冬秀的婚姻也产生过危机。

　　胡适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做人的风范给他的影响非常大，对人能容忍，但光有容忍的气度还不够，还得有处理事情的能力。江冬秀在这一点上，跟她婆婆有相似的地方，跟亲友的来往问题不用胡适操心，她让你省心，家里内外的事都处理得很周到。

　　抗战一爆发，胡适就到美国去了，江冬秀还留在北平，时局很乱，岌岌可危，胡适的学生、朋友，包括留下的书等事务都是江冬秀一手处理的。江冬秀把他的书运到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仓库存起来，学生中凡是路费有困难的都给予扶持，朋友亲戚也如此，处理得井井有条，一般的女人没这个本事。另一方面，她确实也有不理解胡适的方面，成天埋头写，其他方面不顾及，身体也不注意，老太婆就跟他发急，这些事胡适自己也写过。

　　日报：胡适内心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耿云志：比如他的思想主张上，早期他跟李大钊和陈独秀仍是很好的朋友。1926年访问莫斯科，他对苏联的印象很好，虽然不能接受苏联的制度，但对苏联人建设国家的热情是肯定的。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也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对蒋介石的专制很不满意，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是很深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存在着一种希望。

　　对待贞洁问题上，也能反映胡适的矛盾性，胡适公开宣传的是男女问题要平等——包括贞洁问题的平等。但他自己就没有做到，他跟曹佩声、美国的威廉斯，在美国还不止一个威廉斯，跟好几个女人有暧昧关系，还有一个徐芳女士，我2007年访问台湾时见过，确实是长得很有神韵，老太太都九十出头了，话说到兴头上就把脚翘到矮茶几的横梁上。

　　日报：我们看到一些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胡适的晚年，是很苍凉的。你会如何描绘他的晚年？

　　耿云志：我觉得职业的文学家有他们的局限，文学有一种夸张的惯性，有些作者主观性的判断太多，可能会无中生有地写出些场面来。我热爱文学，经历过哲学的启蒙，但我知道我的使命是尽可能真实地把历史再现出来，我非常严格地时时抑制自己情绪的出现，这是史学家的一种基本训练，一定不能恣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