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批来自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后人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由北京匡时对外公开

　　孙行之

　　“南长街54号”因屡见于研究梁启超的公开资料而为人关注。此次匡时拍卖自梁启勋后人处征集到的 “南长街54号档案”总计1000件文物，共分信札、手稿、书籍、器物四大类。其中90%未见著录，属首次公布。其中通信287通，包括梁启超致梁启勋230通，致康有为23通，汤觉顿致梁启勋18通，梁启超致父亲4通、梁启超致子女2通、另有梁启超私信10通，涵盖他与民国政坛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岑西林等人的通信。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与梁启勋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思想状态和活动情况，而彼时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息息相关。诸多信札将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态、交往情况展现于人，一些有关时局细节的材料亦隐现于其中。

　　今年10月至11月，中华书局、清华大学将分别编撰出版相关书籍、举办展览与演讲，将这批史料的研究价值与公众分享。12月，这批约1000件梁氏文物将以5000万元左右的底价、分为100至200个拍卖标的现身匡时秋拍。

　　风光无限南长街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912年11月，去国14年的梁启超踏上归途。他于1913年出任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又在1917年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19年旅欧归来后，他更是组织社团、致力教育，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1926年，梁启超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并筹划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开馆。而梁启超回京之后的这些活动都与当时作为“行营”的“南长街54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梁启超回国之后，案牍劳苦、事务纷乱。“此宅殆变成国务院矣。政府狼狈相求，社会沸腾如狂，吾处期间，应付殊苦。”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家信中如此写道。在工作繁重、宾客穿梭的情形下，梁启超却尚未找到属于自己的合意住所，而一直住在租借的宅子中，与在日本的妻子、儿女两地相隔。1913年，梁启超与梁启勋共同在南长街购买了一块地并建房。“南长街54号”这座占地4亩的宅院里外共三进，南房曾是梁启超的固定卧房。此后，在梁启超与子女的私信中均可见“南长街”字样。1917年，南长街的宅院正式建成之后，梁启超更在私信中大量提及“南长街”的生活情形。

　　对于当年“南长街54号”的生活场景，梁启勋外孙孙军回忆称：“那会儿我记得这个院子里非常热闹，非常风光，客人非常多，马车、汽车从我们家一直排到南长街口外，一直到中南海西门那块。”孙军引述其母梁思明的话：“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在京的行营。”

　　1929年，梁启超逝世，梁启勋与其家人则继续居住于“南长街54号”。1966年，这户曾经被按上“革命家庭”铜牌匾的家庭未能逃过被抄家的厄运。“南长街54号”收藏的一部分文物、信札、照片、股票都化为灰烬。1982年，梁家搬离。

　　世易时移，而今的“南长街54号”已经面目全非。“齐白石的女儿应该是居住到2000年左右，目前南长街54号就剩这一个门楼了，其他都已经拆光了，而且现在还在拆。”匡时副总经理解晓东向记者介绍。

　　历史细节的佐证

　　“文革”中由梁启勋之女梁思明保护下来的文物，成为今天由梁启勋后人委托匡时拍卖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透过这些文物，人们得以部分还原当年梁氏兄弟的经历和时局变化的细节。

　　据介绍，“南长街54号”文物中的信札涵盖时间大约自1904年到1928年；所涉内容包括：保皇大会、“立宪运动”、参与进步党的相关活动、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梁思成与林徽因文定礼细节以及后来“护国战争”等等；上世纪20年代的讲学社、共学社以及他晚期的图书馆。此外，关于清华大学、中华书局、中国银行、商务印书馆等机构的事宜亦在这批档案中可以得见。而梁启超与康有为的通信则是保皇会在海外的两桩公案芝加哥“琼彩楼”案和广西振华案的佐证。

　　此外，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袁世凯之解剖》、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等十件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原件均系首次现世。《白香山诗集》、《稼轩词》等68种637册梁氏兄弟批阅古籍、自用书对于梁启超知识世界的还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有梁启超手书康有为讣告铜板原件，梁启超自用书桌、拐杖、地毯等相关家具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一封梁启超1915年9月1日给袁世凯的信。袁世凯要称帝，梁启超决意反对，他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打算发在报刊上。当时很多人都去劝梁启超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他还是决意要发。在此之前，他却给袁世凯写信，表明他对称帝一事的态度并言明为何要抨击袁世凯，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附于信中。

　　匡时12月秋拍举槌前，还将向公众公开这批文物的一些细节。中华书局合作出版《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协助清华大学举办“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以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讲演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