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批准了由一行三会编制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是个老话题。直接融资主要包括股票和债券，本文重点探讨与股市的关系。

　　对此，悲观者认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意味着新股和再融资还将扩大规模；乐观者认为，为了完成更多融资任务，监管部门会“放水养鱼”，呵护股市。君不见，近期的股市低迷下，IPO审核过会已实际暂停。

　　监管部门有意提振股市，并不是秘密；目前为止，成效不彰。对于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意图，则需从更大的视角来观察。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较早由央行于1996年提出。彼时，商业银行从计划经济下转制未久，风控机制不健全，不良资产率较高。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2004年的说法，不良贷款相当一部分是各级政府干预所导致。

　　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都是中国经济宏观层面最大的风险之一。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意在转移银行体系风险。

　　自那以后，尽管直接融资比重一直有所提升，由“十五”时期的2002~2005年年平均5.03%，到“十一五”时期年平均的11.08%。但总体而言，中国金融市场仍高度依赖银行信贷，且出现了商业银行借助资本市场融入资本金，杠杆放大信贷规模，反而导致间接融资规模不断增加的局面。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监管的分业模式、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债券发行的门槛过高等问题都需要改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基本出自银行体系。不唯央行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领导也大多来自银行系统；四大行的负责人往往是中央候补委员；在十八大代表名单中，银行系统的人数远远超过证券系统。这与美国形成对比，作为直接融资大国，美国屡次从高盛这样的投行中选拔财政部长。

　　在经济转型之际，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有了另一重大意义，那就是服务实体经济，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引领科技互联网产业，其直接融资占比长期在80%~90%的水平；德国、日本作为制造业大国，都是直接融资为主，其比重都在50％以上。

　　如果说中国过去发展制造业主要依赖间接融资的话，经济转型就要求更多的直接融资了。

　　新兴产业往往孕育于中小企业当中。新兴中小企业往往是轻资产，波动大，与银行信贷重抵押、求稳定的要求不匹配。而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融资方式，显然更为适合。

　　如若着眼于转移银行体系的风险，则股市无非延续了其作为国企圈钱解困政策工具的使命；如若着眼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服务经济转型，则股市将成为新兴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助推器。从这个角度来看，究竟是传统蓝筹还是新兴科网企业更有投资价值，股市已经给出了答案。（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