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地经济时代，该怎样破解“稳增长”命题?地方政府要心里有数。时代变了，玩法自然也会变。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稳增长”政策频传。广东、宁波、南京、长沙，以及包括北京等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均相继推出或者宣称即将推出“稳增长”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从已发布的方案看，各地皆以“稳投资”为纲，希望能以投资为抓手，实现地方经济“稳增长”。

　　以长沙为例，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明确宣布，将以拉动投资的方式“稳增长”。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预计未来五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左右。然而，与这些宏伟目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长沙市去年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仅为688.11亿元;而在今年上半年，长沙市本地开工项目共计137个，完成项目工程投资约125亿元，仅为年度计划投资的31%;与此同时，今年7月，湖南省国资委和长沙市政府特地到北京举行长沙与央企合作发展暨重大项目推介会，最终签约了320.9亿元，不到8000亿元的1/25。

　　长沙市在推行“稳增长”时所遭遇的尴尬，在国内决不会只是个案。在经济减速，各方都缺钱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碰到挫折十分正常。据了解，一些沿海地方的政府在拜访企业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他们很困惑，要怎样招徕世界500强，又该怎么把土地卖出高价?据媒体报道，广州市政府的投资计划也遇到了类似烦恼。其实，早在2010年，湖北省便出台了庞大的投资计划，总规模超过12万亿，三倍于中央版的“4万亿”，不过却没了后文。对于这种情况，安邦研究人员曾表示过担忧，认为地方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恐怕会有不少成为空头支票。

　　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不难发现，当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经济增长时，各地的决策者们都会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土地。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把土地卖出高价，实质上都是既往土地经济的延续。需要看到，地方政府的土地经济发展模式由来已久，也根深蒂固，短期内很难转变;但是，只要中央坚持房地产调控，把挤出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与投机成分当作长期任务来抓，这种土地经济便不可持续，只会转化成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

　　后土地经济时代，该怎样破解“稳增长”命题?地方政府要心里有数。时代变了，玩法自然也会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地政府在推行“稳增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表面上看，也许是项目不够吸引人、给出的优惠力度不够大等，实际上则是经济金融格局的转换。在宏观经济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从土地经济向后土地经济时代转变，以往的那套惯性思维已完全不适合于新的时期。因此，地方政府若希望破解“稳增长”命题，需要转换思维模式，以后土地经济的视角看待“稳增长”。也只有这样，“稳增长”才不至于沦为空谈。

　　那么，在后土地经济时代里，该怎样解决最现实的“稳投资”命题?各地政府亲力亲为招商引资，该怎样做，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要看到，当前面对的问题是，民间有钱，但政府没钱。但民间的钱却因为种种担忧，宁愿放贷，投金融资产，也不愿投资实业。在种种担忧里，政府起了很坏的作用，一边是国企垄断，众多行业都在上演“国进民退”，国企要么凭借行政垄断挤出民企，要么以各种手段空手套白狼，把民间资本吃掉;另一边则是行政部门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涉，税务、公检法、工商消防，哪个机关都想从民营企业身上挖下一块肉来。近来有传闻称，某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雁过拔毛”，以罚款充实财政;财政部与国税总局更在两个月中五次强调不要征“过头税”，从反面印证各地竭泽而渔的情形。试问，在此种背景下，民间资本又怎么愿意投资实业，为“稳增长”做贡献呢?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稳增长”是“稳投资”，而在后土地经济时代，“稳投资”更是“稳民间投资”，这条逻辑主线要牢牢抓住。为了稳住民间投资，所要做的并不是把项目一个又一个地端出来，敲锣打鼓地打广告，而是要创造适合民间投资的市场环境，更直白些则是，要贯彻实施民间投资“新36条”，约束政府权力，避免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的干扰。我们相信，只要民间资本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投资项目也足够吸引人，“稳增长”就不会再成为难题，这也是中央“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交汇所在。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后土地经济时代，该怎样破解“稳增长”命题?地方政府要心里有数。时代变了，玩法自然也会变。若认不清后土地经济时代的大前提，仍然按照土地经济的那一套搞来搞去，只会是一厢情愿，而且非常危险!

　　本文仅代表机构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