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近日，就在京高校招生存地域歧视问题，河南等8位律师联合致信教育部，建议教育部改革招生制度，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增加河南等地的高等教育投资，并增加这些省份的招生名额。

　　坦白说，在充满很多未知数与不确定性的转型社会里，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表达己见有时也是迫不得已，比如公益领域的乙肝歧视者用行为艺术的方法想让社会消除歧视；再比如律师上书，虽然结果你懂的，但是他们也许就是想把这个问题推至前台。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也已足够。

　　高校招生的本地化存在于很多大学，只不过，那些名校因为树大招风而被推到公众视野罢了。 除了北京，像上海等大城市也是如此，这或许也正是这些积聚了全国性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城市的户口含金量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毕竟，全国各地都有知名的小学中学，但是知名大学就那么多，大都在大都市。 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的研究，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上海考生进复旦(微博)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机会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高考招生的本地取向令人吃惊，这也正是近年来高考移民不断火热的原因。为了限制高校招生过度地方化，2006年，教育部曾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控制在30%以内。不过，这个比例约束似乎依然不是一种硬性约束。人们看不到如果不遵守会有什么惩罚与矫正。

　　大城市因为吸取了全国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受到人们集中的公平考量，它们招生本地化确实是一种明显的不公平。但知名高校们首要考虑的可能不是公平问题，它们最想要的还是招到优质学生，因为不同省份的教育水平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不同省份的教育水平与质量是有极大差别的，在以前教材一统天下的年代，这很容易衡量。因此，它们给不同省份的招生名额也是不同的。至于对本地考生的照顾，一些地方大学可能要靠地方财政；全国知名的高校，部属的则没有这方面问题，它们的确应该不断推进公平，避免招生过度本地化的问题，但是它们无法做到自觉地在录取环节对高校所在地考生的过度偏袒，也无法全然祛除自己对不同省份的招生指标差异。这就需要一盘棋地取消高考招生指标制度以及户籍制度。

　　知易行难，很多领域内的问题都凸显了一个一盘棋的制度变革是多么地重要，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它已经涉及到了最广泛领域内的公平问题。短期来看，解决高校招生的地区歧视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加大对贫困、经济不发达区域的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程度，教育资源投入的不公平，造成了日后的很多起点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