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临河县志》记载：“中国之富源在西北，西北之富源在河套，河套之上游在临河。其势山河砺带，其地渠道纵横，其田土沃泉甘，宜垦宜牧宜农林。孕于山，金可冶；钓于水，鲜可茹。北通库蒙，西控甘新，商路交汇，梯航云集。诚实业之奥区，兵防之要塞，亦即政治家所谓肇造新邑式廓尔宇者矣。”奥区，即腹地或深奥之处，临河之谓奥区小而言对于河套，大而言之相对于塞外。

　　临河，因临近黄河而得名，地处河套平原中土地最为肥沃的后套。看临河地图，从黄河北岸，至阴山脚下，南北较长，东西较窄，宛似铺开一片桑叶；从飞机上高空伏瞰，那交错分布的渠道，恰似这桑叶的叶脉，其间铺展着农田，点缀着村庄、湖泊(海子)、林带、果园、沙丘……这片土地真是美极了。

　　回到地上，再详细地解读临河、感受临河，更会惊叹这片土地底蕴深厚的独特河套文化。作为巴彦淖尔市市府所在地，临河可称得上“河套中的河套”：从古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到赵武灵王设要塞于此；延绵数百年的走西口让“强家油坊”发展成塞外新城；以人力胜天而开掘的“二黄河”在这里静静流淌……

　　细读历史，临河人开放进取、包容而坚韧的性格跃然而出。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君临河套，“至高阙为塞”，设九原郡。临河属九原郡西部地。阴山一带最古老的军事要塞———高阙塞，在临河县初建时的辖区内。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领三十万大军“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自榆中并代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引文中四十四县城名籍无可考，《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标有古临河县址，当为临河现于史籍之始。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说：河水自窳浑来为北河，东经高阙南，又东经临河县故城北；又南河自临戎来，东经临河县南。

　　临河县自西汉元朔二年设，至东汉废。在明末清初以前，临河地区人迹稀少，到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原景象。后来内地连年灾荒，加上官逼民反，迫使山西、陕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口里人”不断流落到临河，在这里开垦土地从事农耕，使临河地区逐渐变成农业区。

　　明末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近乎蛮荒的土地。逃荒者在荒野上走着，觉得肚子饿了，看见草木掩映中一户人家，就走进去，主人便问：“吃饭不？”逃荒者拿铜瓢在水瓮里舀水，咕嘟咕嘟喝了，喘口气说：“吃！”要遇主家正吃饭，就会立马盛上冒尖的一大碗糜米稠粥，放在炕边，说声：“周(端)起来吃吧！”如果渴了走进瓜地，种瓜人不用问就摘个大西瓜，抡开手掌“啪”一声一拍两半，说：“吃吧！”所以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很多“走西口”的外乡人，一到后套就被“套”住了，那不仅因为这里肥沃的土地，也是为这醇厚的民风。又说后套是养穷人的地方，穷苦人来到这里都不难活命。

　　临河的居民极少“土著”，早年沿黄河和靠近阴山地带，多住着自汉代即来此游牧的蒙古族后裔，此外多属“移民”。早些年人们来此落脚，选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搭个“茅”，这地方被称为圪旦，住了张家叫张家圪旦，住了王家叫王家圪旦，后来有个较大村子住了来自中国十一个省的人，就叫十一省圪旦。如果哪家住的地方较低，就叫“圪巴”或“圪卜”。

　　临河区委党史办李炯告诉记者，“走西口”从明朝末年开始，断断续续持续了数百年，临河的商业也从最早的物物交换，到晋商引入银票而达到市场经济雏形。数百年的时间里，河套文化也完成了游牧与农耕的融合。

　　说到河套文化，就不能不说说临河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这里开荒种地，阎锡山也派兵来屯垦，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在这里撒播革命火种。1927年7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时，从归绥(呼和浩特)读书回来的中共党员刘进仁，受组织委派，在临河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932年初春，地下党员王森来到临河，在山东寿光人房鲁泉(后更名赵子明)开的鲁大药房里落脚，以“种花先生”身份作掩护，走村串户，发展地下党员，组织‘穷人会’，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作斗争，并深入到屯垦军中策动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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