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复苏中虽然一些国家好于预期，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步履蹒跚，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外部需求的压力较大。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各项宏观指标总体向好，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现了2.2%的增长。自2009年第三季度实现正增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十几个季度保持增长状态；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发酵，经济周期与部分国家的政治周期迭加，欧元区经济连续下滑，主要经济先行指标均呈现负增长状态；全球贸易增长接近停滞，市场信心依然明显不足，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我国出口增长面临较多困难。世界银行(微博)5月23日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测，由于来自世界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洲的需求下降，东亚地区2012年的经济增速将由2011年的8.2%降低到7.6%，如果全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该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放缓。

　　从国内情况看，经济增速虽还保持在年初预期目标区间内，但国内生产总值逐季下降，引起市场对于“加速下滑”的担忧，又一次引发“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的话题。中小企业生产的经营困难加重，财政运行也出现收入增长乏力的新情况、新问题。总体上，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数据不容乐观。

　　二、宏观调控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一系列“两难”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国际环境变化导致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的影响，也有前期扩张投资刺激消费政策有所退出以后主动调控的影响，同时还有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转型期以后潜在生产率有所下降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30多年平均将近两位数的增长，前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供求关系上以及从对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等方面在显现其影响作用。

　　但通盘分析，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快速推进之中，这几“化”汇成的历史性发展大潮，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产业的梯度转移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潜力，也会创造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从短期来看，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也仍有较多有利条件。投资方面，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第二年，一些重大项目正在陆续开工，保障房建设在积极稳步推进，民间资本活跃度也还比较高，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所代表的创新方向下，民间投资还有可能保持较快增长；消费方面，居民收入继续稳步增加，社会保障体系也在稳步推进，这些有利于消费保持合理增长；出口方面虽然面临较大的压力，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并非“漆黑一团”，经过努力保持适度的出口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希望。

　　虽然总体上说我国的发展目前仍属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矛盾凸显期”到来后的复杂局面。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成本要素价格快速攀升、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突出问题，使得执政主体的弹性空间与回旋余地缩减。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中国人均GDP尚只位居世界第90位之后，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中长期眼界看，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中等收入陷阱”式威胁；从短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几波冲击之后聚焦为欧债危机，且演变态势扑朔迷离，已成为我国高外向依存度下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不确定性。

　　面对短期及中长期的诸多不确定性，调控当局也面对着一系列“两难”。一是“好字当头”寻求增速回调增长质量提高的软着陆与避免硬着陆的反周期权衡把握；二是控制物价（压抑景气水平）与增加就业（抬升景气水平）微妙复杂关系的权衡把握；三是优化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与呵护企业生存（维护社会稳定）的经济—政治全面权衡把握；四是较充分释放城镇化的增长动力与缓解拆迁矛盾、对农民工落实“国民待遇”进程的全局—长期权衡把握。这客观上要求宏观调控决策管理当局要特别注重局势的通盘把握与政策组合的审慎权衡，对短期应变、中期升级与避险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好全面的统筹。

　　三、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的通盘把握与审慎权衡

　　针对当前形势和一系列“两难”，今年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的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根据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稳增长中，处理好与其他目标的通盘把握，审慎权衡，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既要着力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又要稳定物价和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处理短期问题时衔接中长期推进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变革的追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1、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坚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一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托住以增长速度7%为代表的景气水平之底，与稳健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时运用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税收、支出等政策工具组合，促进机制转换。二是着力扩大内需，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通过一系列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消费需求，支持改进最低工资制度、促进增加农民收入、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等。三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四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与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五是稳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积极试点外贸政策的财税支持方案，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中西部转移，支持服务贸易发展。

　　2、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一是支持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二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新机制，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促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三是积极鼓励企业技改资金投入方式，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四是支持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推进节能、降耗、减排和生态保护，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政策，继续推广并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支持重点领域低碳技术研究推广和低碳经济发展等，加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力度。

　　3、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一是落实各地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以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的实施方案，对中小型微利企业进一步施行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二是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提振消费。三是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蔬菜等农产品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减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税收负担。四是在总结上海、重庆两地经验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制度建设，发挥其逐步形成地方税体系支柱、优化地方政府职能、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以及强化社会收入与财富再分配调节机制等重要功能。五是进一步研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寻求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地发挥其优化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

　　4、以重点支出和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持续推动民生改善。一是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努力争取农业再获丰收，保障主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三是在基本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继续实施重点支持，并强调资金绩效，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特别是各方协同消解弱势群体怨气，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四是健全政府对居民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5、积极促进各项改革，把短期调控与化解深层矛盾、追求长治久安的制度变革结合、衔接。前述四大方面所涉及的一系列改革事项，客观上需要在改革的通盘顶层规划下加以配套协调，并得到财政的有力支持和多方合力的推进。从投融资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到进出口税收、资源税的改革以及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试点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再到财政科教投入管理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等，都已带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并需要在财政支持下化解改革阻力、垫付改革成本、润滑改革过程。实质性推进配套改革，以“改革红利”对冲经济中长期下行因素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财政分配在此方面理应成为坚强后盾。

　　作者简介：著名财经专家，全国政协委员。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研究会、中国税务学会和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多次受邀参加“中南海问策”，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