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东民

　　近日，有报道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笔者认为，此举的推出还不到合适时机。

　　目前，各地蓝领职工均较多存在40岁、50岁“弹性提前下岗”现象，那么所谓“弹性延长”基本只对政府及事业单位有意义。但目前我国大学生适龄入学率已经达到26%，我国单位产值投入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为许多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毋庸置疑，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因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年轻人的减少，2020年我国大学生适龄入学率将达到36%，现实中单位产值投入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会继续增加，不难预计，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也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如果近年推出弹性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只会给大学生就业状况雪上加霜。

　　从全国就业形势看，笔者近年多次指出，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进入高度老龄化的西欧、日本同时也面对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最终结果出现的都不是劳动力短缺，相反是绵延至今的棘手的失业增加问题，其基本原因值得中国当前高度警惕。

　　今天中国的老龄化仍附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企业只利用年轻人而产生的用工荒，才刚刚为40、50劳力上岗提供机遇——经济已经进入了转型期。据报道，最近我国制造业用工量与去年相比，已经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目前大量小微企业已经没有多大利润空间。

　　从国际产业转移规律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濒临以往日、韩大量抛弃纺织、制鞋等低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的生产能力可以供给世界上每个人7米棉布、成衣3件、鞋起码一双，总体上靠产业升级或内需解决问题的余地有限），但有着1亿人口、6000万劳动力的日本的经济转型可以轻易抛弃低附加值产业，在中国则很难想象。

　　对比日本，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在于，不仅高端产业方面尚无足够实力，而且用工量大的中低端产业规模空前巨大。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低附加值产业也要面对后来者的竞争。假设经济成功转型，中国的高端产业达到今天日本经济的规模，按日本水平仅涉及6000万劳动力；即使还能内生出一个美国经济，涉及的劳动力也只1亿略多，那么，我国另外就还有七八亿劳动力需要安排。

　　所以说，作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转型不是日本、韩国的规模可以比较，在转型期怎样走出这种尴尬状态，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对经济及劳动就业的影响、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均值得谨慎观察，退休政策的调整也是如此。

　　此外，对养老金支出的压力，社会也应有正确认识。目前中国社保支出占GDP仅约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5%~30%的水平，只要经济平稳发展、避免搞超能力的福利待遇，总体上在相对长时期内，随着社保的发展，社保支出并无过虑之虞。近年上海老龄化导致社保基金紧张一类的问题, 是上海流动人口（平均年龄非常年轻）未被纳入上海社会保障体系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上海流动人口占上海常住人口超过40%）。很显然，上海社保基金问题是我国流动人口权益及户籍改革问题的另一种反映，类似上海的问题不可能主要靠少数人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而应主要通过户籍改革等措施、将流动人口中长期为上海GDP做出贡献者真正纳入上海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

　　总之,笔者认为,退休年龄问题的处理,应依据现实中人口与经济的真实关系，而不能根据脱离中国实际的老龄化教义去处理，也不能使受益者仅局限在特殊人群中。（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