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渣打方面对本报表示，对所谓余值的主张，已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于法无据，就合同和判决内容的相关争议，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蓝彬珍 陈慧晶 宋文洲昨日发出了致渣打银行(微博)董事长林德清的第三封信公开信，谴责渣打无故占用其账户中450万元余额的行为。

　　而这未了的450万元余值也是宋文洲决定向媒体公开与渣打银行纠纷事件的导火索。宋文洲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表示，以他的能力，他本人在乎的并不是这450万，而是一个说法。渣打银行占用的450万元余值，从2011年7月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就已经中止。简而言之，渣打银行占用的是一个客户储蓄账户中的现金。

　　渣打银行对此的态度十分强硬。渣打方面对本报表示，对所谓余值的主张，已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于法无据，就合同和判决内容的相关争议，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宋文洲告诉记者，事实上，自事件曝光以来，渣打已经多次致电要求私了此事，但宋文洲在第三封公开信中指出，这次性质严重，不是违约，是掠夺。他希望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解决。

　　亏掉的5300万

　　谈到这450万余值，还要从2008年宋文洲从渣打购买的两款QDII产品以及2011年那场官司说起。

　　根据宋文洲的描述，他于2008年3月份左右向渣打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购买了4款金额共1亿元的理财产品，其中两款“聚通天下”贷款境外理财产品系列-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投资理财产品，代号分别为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均包括AB两个子计划，两款产品本金约为6500万元。

　　境外代客理财产品也称QDII理财产品， 2007年在政策等环境的鼓励下，外资行QDII产品开始盛行，渣打、花旗等利用将其结构性理财产品作为核心业务。早年，渣打银行发行了较多的与风险市场如股票，商品等联结的QDII结构性票据产品，包括保本和不保本的。

　　以理财子计划QDSN08012E为例，该产品将所募集之款项投资于境外产品——美林1.5年期欧元银行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票据(可转换票据)，在该可转换票据到期时，视乎是否满足既定条件而定。

　　当时，宋所购买的这只QDSN08012E产品需挂钩4只银行股票，当时，渣打银行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宋文洲参与产品的设计部分，就是让他选择挂钩的股票，宋文洲选了花旗集团、美国国际集团、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商海沉浮多年的宋文洲自认还比较熟悉资本市场，对所选的股票也较有信心。但对于产品的票据水平和到期结算金额到底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不清楚。

　　一位中资银行人士表示，宋购买的这两款产品是2008年时候较为普遍的结构性理财产品，结构类占比较重，产品设计非常复杂。产品不保本，盈利预期很高，但风险也相对较大。

　　而渣打中国此前针对此事向媒体公开回应表示，本案理财产品是银行按照宋先生要求专门定制的，其本人参与了产品设计的全过程。本案理财产品的合同从未约定在A阶段可以赎回。

　　宋文洲向本报记者表示，自己当时也曾咨询过银行业的朋友，对购买的产品不保本的高风险是有提前认知的。但宋认为，事实的关键在于当时银行人士向自己表示可以随时赎回，自己有录音为证。

　　时至2008年5月份，由于急需用钱，宋文洲两次要求赎回，但银行方面表示，因为宋的这笔理财，中关村支行当时的业绩颇为领先，如果提前赎回，会影响支行业绩，并力劝宋再放一阵子。而当时，宋文洲还从这两款理财产品中获取收益约人民币261万。

　　6月份当宋意识到欧美资本市场的危机，挂钩的股票已经开始大跌，宋强烈要求赎回，但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告知宋文洲该理财产品自2008年3月19日至2009年9月21日间不可提前赎回，不同意宋文洲提前赎回的要求，并多次与银行交涉无果。最终产品到期时，宋文洲投入的1亿元已经亏掉了6800万。

　　随后，宋文洲花了三年时间，花费超过1000多万相关费用，以及提交了双方交涉过程中录音等关键证据，2011年7月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定渣打银行违约，宋文洲获赔5300余万元。

　　官司之后

　　事情在今年3月却又进一步发酵，并导致宋文洲将渣打理财始末向媒体和盘托出。

　　今年3月，宋文洲向渣打表示要赎回上述两款理财产品，取回余值，但渣打员工对其表示，余值归银行所有。这样的答复引起宋文洲强烈不满，宋认为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理财委托关系，但该产品余值仍在其名下，且自己还有一笔2000万元的资金渣打银行打理托管理财，还依旧是渣打银行的大客户。

　　渣打方面对本报表示，对所谓余值的主张，已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于法无据。就合同和判决内容的相关争议，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宋文洲前后共发了三封致渣打银行的公开信，要讨个说法的意愿愈加强烈。目前就余值归属问题，律师等各界也存在一定争议分歧。

　　事实上，金融风暴后，大部分第一阶段中发行的非保本结构性票据产品都因市场波动而造成了损失，同时QDII结构性票据产品为外币产品，还面临汇率风险。外资行对QDII产品策略趋于谨慎，开始偏重于人民币保本款或者部分保本款结构性产品，而仅对高净值客户和私人银行客户发行非保本QDII结构性票据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