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玲 发自北京

　　8月22日，大卫·比尔斯(DavidBeers)早早到了会场。深蓝西装、白衬衣、无框眼镜下是掩饰不住的疲惫。

　　这是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后，大卫·比尔斯首次在华与媒体的见面会。作为标普董事总经理、全球主权政府和国际公共产业评级主管，大卫·比尔斯近日显然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当然，或许比大卫·比尔斯压力更大的要数德文·夏尔马(DevenSharma)了。8月23日，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仅仅17天，标普母公司、麦克劳希尔公司突然宣布其总裁夏尔马将在年底离开，花旗银行首席运营官彼得森将从9月21日起接替总裁职务。

　　尽管标普母公司麦格希新闻发言人表示，总裁夏尔马离任不是迫于政治压力，标普总裁人选变动不会影响未来的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但是由于时间敏感，夏尔马的离任不免令外界产生联想。《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夏尔马离职与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相关。华尔街知名金融博客ZeroHedge称，夏尔马是因为“讲真话”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才被换掉。

　　标普空降新总裁

　　现年55岁的夏尔马出生于印度，2006年加入标普，出任该公司负责投资服务与全球销售业务的执行副总裁，一年后被任命为标普总裁。此次看似仓促的离职其实并不意外。自8月5日力排众议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为“AA＋”时，就有市场人士预测，麻烦大了。

　　距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到10天，美国政府旋即启动了对标普的大范围审查。8月1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称，将详细审查标普在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时使用的模型，同时还将审查标普“内幕交易”。

　　此次夏尔马的被下课，虽然麦格劳—希尔公司声明称，自去年年底标普被分为两个独立的机构后，标普便开始了寻找继任者的工作。但因其离职恰好发生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短短两周后，市场人士对夏尔马离职的真正原因仍表示怀疑。

　　三菱日联证券驻纽约的信贷策略师希柏特表示，夏尔马看来像是被赶出门的。如果是按计划退休，麦格劳—希尔集团的处理方式应该会不一样。华尔街知名金融博客ZeroHedge认为，标普新总裁来自曾需美联储数百亿美元资金援助的花旗，这种与美国政府的紧密联系将使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降的事件难以重演。夏尔马是因为讲实话被撤换，标普高层希望通过任命彼得森为新总裁来帮助修复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资料显示，现年53岁的彼得森是个经验丰富的银行家。1985年进入花旗集团，2001-2004年，任花旗集团首席审计员，2004-2010年，担任花旗集团日本地区CEO，2010年，开始担任花旗集团首席运营官。“是一位出色的全球领军者，在金融及资本市场拥有广泛的经验，在日本、拉丁美洲、美国等不同市场都拥有成功的商业成就。”其实早在金融危机期间，夏尔马就曾差点被下课。彼时美国国会多次传唤，让其就“为什么早没做出警告”进行无休止的解释。

　　对于批评标普在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下调希腊等国主权信用评级问题上相对“后知后觉”，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预警作用，大卫·比尔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些指责都是没有逻辑的。实际上，早在2004年，标普就下调了希腊主权信用级别，但市场的反应从最初的并不认可到最终不得不承认事实，并导致了市场的波动。标普只是做了评级机构该做的事情，给市场准确的提示。

　　大卫·比尔斯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希腊便有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但最终偿债能力是否会缓解，还要看希腊延期偿还的建议能否被采纳，以及是否会进行债务重组。他还强调，标普对欧盟区的主权信用评级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标普不会因为“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带来巨大的市场波动”就对欧盟区手软。

　　不认同美财政部指责

　　对于标普8月5日发布的评级结果，美国财政部曾第一时间指责其评级存在巨大的计算错误，其对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的评估误差高达2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评价并不真诚，”大卫·比尔斯在媒体沟通会上指出，“盖特纳在对标准普尔下调评级进行批评的过程中提到了两点：一是国会两党有关债务期限旷日持久的辩论导致了政治分裂；二是长期而言，美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仍不可持续。而这正是标普作出降级决定的两个核心要点。盖特纳可能不同意我们的结论和分析方法，但他的观点与我们实际上是一致的。”

　　大卫·比尔斯表示，“美国财政部对美国未来财政状况的预测时间期是10年，而标普的评级是针对未来3-5年内美国财政赤字进行展望，不同人对未来会有不同预期，不存在计算上的错误。”大卫·比尔斯还在会上介绍了标普今年6月份刚刚发布和完善的主权评级框架。“在标普的主权评级框架中，确定主权信用度有五项关键因素，分别是政治得分、经济得分、外部得分、财政得分和货币得分，而这次美国主权信用被降级，其五项评分均有下调，先是政治得分降低，因为两党解决经济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在减弱。”

　　大卫·比尔斯表示，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和表现状况决定着主权评级水平。而政治风险得分，主要评估因素为决策和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次要评估因素为制度、数据和过程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大卫·比尔斯介绍，从近40年标准普尔全球主权信用评级数据看，自1988年以来，全球各经济体主权信用恶化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发达国家出现债务问题，“AAA”评级比例在不断下降。

　　在大卫·比尔斯看来，“这种变化不仅是金融危机的结果，更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健康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持续上升和缺乏更好的财政赤字解决方案的长期性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应当警惕，这些国家应充分考虑如何在财政稳健和社会福利支出上寻求长期平衡”。

　　绕不开的收费模式

　　“标普下调评级是有道理的。美国政府调查标普属流氓手段，意在震慑另两家评级公司。”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其微博中指出。

　　继标普遭美国司法部调查后，穆迪近日也遇到麻烦，尽管其目前仍维持AAA的美国主权信用评级。8月20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近日一名前穆迪高管哈林顿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称公司高层向分析师施压干预评级，以确保穆迪评级交易及收入的稳定。

　　在提交给SEC的这封长达80页的信件中，哈林顿表示，穆迪存在的利益冲突众所周知：发行人就评级向评级机构支付相关费用。“这种利益冲突在穆迪的运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促使公司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分析师，给发行人想要的评级，否则客户就会流失到其他评级机构。”

　　“其实，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之所以遭遇谴责，很大程度是因为一些评级机构实际上间接参与了一些金融衍生品的构建，比如给一些发行结构性产品的公司做指引，告诉投行要怎么做甚至直接给出结构性产品框架由发债主体填空就能获得更好的评级。”曾任世界银行国际经济部顾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顾问、现任职于北京联办旗星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的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任若恩此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也是评级机构现在遭遇指责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收费模式下评级机构既做裁判又做球员的角色如何体现真正的独立性？标普大中华区总裁周彬回应时代周报记者说，“就市场参与者希望从评级中获取的质量而言，无论是订阅人付费还是发债人付费模式都各有利弊，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些不同模式的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评级机构的根本目的应是提供独立和客观的信用风险观点，所以对于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及其应对措施应及时予以披露。”

　　在周彬看来，“发债人付费模式，只要利益冲突管理妥当仍是目前最好的商业模式，因为它使得评级能够同时免费提供给所有者，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公众对于评级的监督”。

　　周彬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标普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发债人付费模式中潜在的利益冲突。比如将评级合同的条款谈判业务与进行信用分析和提供评级意见的分析师团队分割开来。从概念上来看，这种分割与报社将编辑业务与广告销售业务相分割类似。报社此举是因为它们报道所涉及的公司可能也正是广告费用的来源。”

　　此前，国内一家同样因此问题遭受非议的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其常务副总裁金永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虽然这种收费模式有其一定的弊端，容易导致利益冲突，影响评级的客观与公正。但行业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在新的模式还没找到的情况下，要通过业务合同、收费单据报备等措施规范市场行为。当然，也应该要积极探索不同的收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