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肇嘉浜路800号的上海市财税大楼中，个人所得税处通常被俗称为“二处”，其还有一个官方名字，为“国际税务管理处”。

　　跟大楼其他办公室相比，“二处”办公室并无特别之处，但每隔几年，二处所关联的个税领域，总要被推至全国舆论的封口浪尖。4月，在全国人大一审未通过个税修正案后，二处的工作日程又将面临新的调整。

　　2010年，上海通过这个办公室组织征收了653亿元个人所得税，居全国城市之首。其中，261.2亿元留存上海。如今，个税已成为位于增值税、关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之后的上海第五大税种。

　　上海的情况是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个缩影。据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北京、江苏、广东和浙江五省(市)的个税收入之和，即占全国个税总收入的50%。

　　光鲜的税收成果背后，却是这些地区正在面临的转型之困。高企的个税，以及高昂的落地和生活成本，使得沿海的白领们和技术人才，被迫在高薪的诱惑和高税收、高房价的压力下挣扎游散。一位上海市政府人士表示，高税收正在对上海的“人才高地”建设造成挤压，这直接威胁到上海冲击“两个中心”的行程。

　　1.中国个税地理

　　税源结构反映出地域经济产业结构和人群收入结构的特点

　　5月3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了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市常住人口为2301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占39%。在这座国内高收入群体最为集中的城市里，人口基数的一大部分构成了个税的现行征收范围。

　　记者查询中国税务年鉴显示，尚在2001年，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这5个省份就占据了全国个税征收总额的48.66%。2008年，五大省市共计缴纳了1854亿个税收入，占全国的49.81%。

　　这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迥然相异。可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几个主要省份，构成了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基础。

　　事实上，东部发达地区在全国个税税源图谱中所占的地位，远不止50%那么简单。自从2006年国家开始实行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自行申报开始，先富起来的东部自然成了个税申报的重地。

　　数据显示，仅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天津、深圳、宁波、青岛、厦门等12个沿海省市，个税申报就占了全国申报总人数的81%。而在首次申报中，单是上海一市，就有23.8万人申报。

　　“正是这批中国目前最发达的沿海区域，承担着全国个税的基本构成。”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表示。

　　那么，这些申报纳税的高收入者究竟集中在哪些行业呢？

　　通过记者在沿海各地调查了解，各地个税主要税源不尽相同，而税源结构则反映出地域经济产业结构和人群收入结构的特点。

　　比如，在深圳，超过20万的申报纳税群体中，所处行业排名前三位分别是：金融、IT、制造业。与之相对应，排名前三的申报群体职业为金融业务人员、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这正与当地的经济产业结构相符。在招商银行、平安集团等金融巨头，以及华为、中兴等IT大佬云集的深圳，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亦构成了深圳缴纳个税的主力军。

　　而北京的连续多年个税申报记录则显示，金融保险、电信、电力、房地产、航空、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从业人员，均为北京缴纳个税的高收入群体。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以及大大小小的央企总部驻地，北京个税缴纳记录正反映出这座城市的行业格局。

　　在一些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的中西部地区，亦存在相关行业的高收入纳税群体。比如，辽宁省的个税纳税群体主要来自一些特大型企业的高管，而对于山西、陕西来说，煤炭等资源行业的从业者则构成个税的主要来源，采掘业、煤炭运销、电力一直是山西个税申报人数最多的行业。

　　2.个税威胁人才优势

　　高企的个税压力正在对东部地区的竞争力构成威胁

　　对于正在热议中的个税调整案将起征点上调至3000元，杨建华认为，东部沿海地区五大省市，集中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富人、高收入人群，以及大部分的工薪纳税人。由于生活成本推高工资成本，很多人群都已构成了3000元起征点的标准。

　　“东部城市的房价那么高，加上各项生活成本也很高，新调整的个税方案显然没有减少东部省份纳税群体的压力。”杨建华说。

　　而事实上，高企的个税压力正在对东部地区的竞争力构成威胁。

　　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市来说，一般性技术人才的收入水平都纳入了应缴税的范畴，且税率居高不下，这使得行业和地域实行的人才政策优势大大被打折。

　　另一方面，过高的人力资本支出，也不得不令不少跨国公司采取减员或迁移至内陆的方式。

　　4月7日，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管理咨询联合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亚太地区总部调查》称，较高的税率削弱了上海对外企的吸引力。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方面人士表示，新加坡和香港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仅为20%和17%，远低于上海目前按照中国个税高档的45%税率。

　　“如此高企的个税税率，一直是上海吸引高端人才的掣肘。”一位业内专家称，一方面是高端人才、高管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人才效率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国家推进“劫富济贫”的个税二次分配体制，这直接影响到上海的“两个中心”建设。

　　在此情况下，通过奖励政策来弥补高端紧缺人才的高税收，成为浦东及上海相关部门研究的重点。

　　2008年前后，浦东新区即与国家发改委充分沟通，正式上报了要求开展完善服务业税收征管研究的请示，同时计划加快税收制度改革。其希望在推进个税改革后，对一些符合条件的企业高端人才，税负被控制在20%至25%之间，以吸引他们在浦东落户工作的热情。

　　与此同时，2008年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一份关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激励自主创新人才发展的暂行办法”出台，为浦东个税改革的重要试点。其规定，对于高新技术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等四类告急人才个人所得中的年工资薪金和劳务所得，形成高科技园区等功能区域地方财力部分的，给予100%补贴。

　　张江园区管委会的政策规定，对于这四类人员个人所得中的，年工资薪金和劳务所得形成功能区域地方财力部分给予100%补贴，且“十一五”期间每人补贴总额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其寄望在全浦东铺开。

　　2009年6月，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表示，吸引优秀金融人才到上海是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一环。为此上海将以设立“金融人才奖”的形式来抵消目前上海在个人所得税上，相比于香港、新加坡存在的劣势。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上海补贴这些人才个税的收入，来源于哪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马国贤告诉本报，“如果是让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一部分高收入者，这样的做法的确值得商榷，这样的方式就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贫济富’了。”

　　在上海，贫富之间的差距并未见得缓和，而是多年来更加严峻。

　　2011年年初，在本报参加的上海两会政协会场上，民盟上海市委委员方荣透露了调研结果，上海市不同行业工资收入之比，从住房公积金缴额中计算出的差异是2.4倍，在从业人员平均报酬中计算出的差异是6.4倍。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之比，已经扩大到5倍，有10%的企业甚至超过10倍。

　　方荣指出，从1990年至2008年，上海市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0%，而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年增长只有11.6%。方荣建议，应完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上海市政府可建言中央政府的个税改革，改变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工薪阶层而对于高薪阶层调节不力的状况。

　　方荣认为，“由于上海市物价水平和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建议市政府努力向中央申请建立和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个税标准浮动机制，提高上海市的个税起征点。”

　　(见习记者臧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