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时评■本报评论员谢宝康

　　税收的本意，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放在当下的中国，人们更强调税收的二次分配功能，即调节居民收入分配。重申这个常识，是想说，现行的税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必须改，这一点恐怕没有人表示异议。但是如何改？特别是在起征点的问题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最近几天，很多代表委员建议，个税起征点应调到3000元、5000元，还有不少“院外”人士说8000元，不一而足。如果仅就起征点来讨论个税改革，这些建议无可厚非，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个税改革不应忽略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税收的基本功能。眼下，由于收入差距拉大，不仅存在低收入者没有消费能力、无法给拉动内需作贡献的经济问题，还存在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让我们先从纳税意识说起。

　　当前国人纳税意识何止是“不浓”二字可以描述，可以说企业、机关、个人，不论高收入低收入者，人人都在想如何不交税、少纳税。事实上，每到年底前后，街头小广告无孔不入、“ＦＡＰＩＡＯ”（发票）的短信、电子邮件成灾。为什么？这倒应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有需求，就有供给。需求在哪里？国家不是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吗？问题由来已久，打击也只管一时。为什么这么纠结？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要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前提是回归和反思国家税收的本意和基本功能。

　　“税收是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按照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资源，它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这是目前学界比较普遍的共识，国家那一头，按下不表，且说公民。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税起征点是800元人民币。当时城镇职工的每月基本收入在40元至80元左右，也就是说，起征点是基本收入的10倍至20倍。那个时候，个体户都少见，一般人哪有这么多的收入。因此当时人们大都觉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那是明星、作家、高干的事情，跟自己无关。也由此埋下了一个至今难于矫正的潜意识：纳税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义务！而且根深蒂固。

　　2006年1月1日个税起征点调整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调整到2000元。但前面25年没调，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意识，就此模式化，再加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等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的不断积累，使得这一观念不断强化，甚至有人觉得不逃税，傻瓜一个。审计署每年连中央部委和央企都查处不完，更何况逃税已经成了全民的下意识反应呢？

　　怎么办？怪公民素质差，还是税法规定有问题？抑或是税收执法不严？这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事实上，当前中国中低收入者所缴纳的个税，占全社会个税总收入的近2／3，而在美国，10％的高收入者交纳了71％的个人所得税。当然，中国公民的税赋也不是最高的，丹麦等北欧国家高达70％，公民也没听说出现这么强的逆反心理和行为。

　　谈到这次税改，我想说的是，也许这是一次重塑国民纳税意识、公民意识的机会。具体建议是：

　　第一，在税率和递进等级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起征点至2万元。如果降低税率或减少等级，也可设在1万元。只有让靠薪水努力奔小康的中产阶层，有了稳定的预期和安全感，才能让他有真正的纳税意识，这个社会才更稳定。国家不必担心由此会减少税收，以往两次起征点提高，国家个税收入逐年递增就是明证。

　　第二，把居民消费环节形成的税收透明化。比如在超市购物，某类商品定价多少、税率多少，付款时明确告知。明明白白纳税，才能更广泛地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和公民意识。

　　或许，公民意识、纳税意识、国家意识，甚至爱国家、爱社会，都可以从这个环节取得小小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