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已成当前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主要矛盾，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偏低、税负偏高，又是这组矛盾的主要方面，亟待着手纠偏，从而缓和、化解矛盾。

　　昨天，温总理在同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个税起征点调整问题已列入国务院议事日程，本周三将进行讨论，“我们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并表示这是实现收入公平最直接也是最简便的方法。

　　总理的这一明确表态，让不久前“个税起征点保持2000元不变”的传言不攻自破。在物价轮番上涨、钱包变相缩水的眼下，个税起征点多年按兵不动，早已久受诟病，不仅与现实经济形势不协调，更背离了个税“公平调节器”的初衷。因此，总理昨天的一番话，让网友颇觉振奋。

　　温总理回答网友这一问题时较为概略，但其表述中传递了不少相关信息，值得我们仔细咂摸和回味。

　　首先，是对收入公平的重视。我们说了三十年的“先富带动后富”，但在这一过程里，一些人却渐渐忘了“先富”只是手段，“带动后富”和“实现共富”才是终极目标，这种理念上的偏差无疑助长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面对这种现状，政府有必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器作用，让财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分布更趋合理。

　　其次，是让利于民理念的彰显。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一个国家，唯有老百姓普遍富裕了，才能形成旺盛的消费力，从而为国家税收与财政收入提供源头活水。而减负即为增收，富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减税，如西汉初年的“三十税一”；同样，每当内需不振之时，为公民减税、退税便成为各国通行做法。回顾近些年，我国税收增幅（超过20%）、个税增幅（去年达到22.5%）、个人收入增幅（约7%）及GDP增幅（9%左右），不难发现个税增幅过快。其后果是相对降低居民收入，抑制了内需，加剧了内外贸易失衡。因此，下一步如何在“国富”与“民富”之间找准一个黄金分割点，重拾二者之间的均衡发展，理应有所突破。

　　劳动收入是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衣食来源（甚至唯一来源），因此附着其上的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尊严、内需的强弱、社会的稳定，其意义不言自明。因此，理想而公平的收入格局无疑是：高收入者继续创造和积累财富，但承担更多的税负与社会责任；中低收入者的劳动所得（包括部分财产性收入）得到增进，同时税负不断降低。如是，方能逐步打造一个橄榄形、而非哑铃形社会。在美国，占比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税的60%，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而在我国，工薪阶层个税占到个税总收入的65%，相反，相当数量的富人或者游离于税收的有效监管之外，或者借助心照不宣的“人脉”逃避税收义务。用辩证法的眼光看，收入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已成当前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主要矛盾，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偏低、税负偏高，又是这组矛盾的主要方面，亟待着手纠偏，从而缓和、化解矛盾。对此，必须在税收宗旨上、结构设计上予以拨乱反正。

　　春节前，有消息称“个税改革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根据相关披露，新方案可能会对税率有所调整，但对“以户为单位征收”、是否采取综合税制等问题并未实质性触及。很显然，个税改革不能仅仅被CPI赶着跑，而应争取主动，从结构上提高科学性、预见性与公平性。

　　三十而立，中国个税开征至今正好30个年头了，是时候好好总结得失、谋划图变以顺应时代发展与公众呼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