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人民币加入SDR还有很长的过程
1.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如何提升	2.从来没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进入SDR
3.人民币汇率浮动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一致	4.三速复苏或使经济重回2007年传统模式

　　人民币进入SDR成为全球共识，但加入之路还有多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如何提升？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三轨复苏的格局，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财经面对面达沃斯专访IMF总裁顾问朱民。在达沃斯的美丽雪景中，我们为广大网友呈现一期特别的专访。（注：SDR指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从来没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进入SDR

　　主持人权静：每次您在达沃斯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两天又有媒体报道关于SDR特别提款权的问题，您也谈到了美国和法国都表示支持人民币加入SDR，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朱民：这件事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法国总统在G20里面公开表明支持人民币进入SDR，而且胡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中美双方合作里面美国支持人民币进入SDR，这是在国际上第一次对人民币的国际性的认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巨大意义的事情，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这里有我们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内部的原因，包括我们这个，因为一个货币的国际化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能够货币可兑换，你能够资本市场开放，你能够提供以这个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你能提供流动性，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提供以这个货币为单位的流动性，这个货币还是不能国际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做。从外部来看，也要有怎么样一个市场的需求怎么起来需要人民币，以及包括怎么样为中国的人民币制定专门的规则，来把中国加入到SDR，因为给定人民币现在还没有可兑换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过程做这个事。所以这是一个双边的过程，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现在国内已经把这件事很重视，国际也非常重视，这样我们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探讨和研究，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好。

　　主持人权静：我们想继续问的细一点，比如您刚才说到中国自己存在的问题，如果让您罗列出来的话，我们简单说会有哪几个因素，比如跨境结算或者是怎么样？

　　朱民：这个首先是不是一个人民币的问题，首先你得说资本账户是13项开放，我们逐渐开放了30多项，但是还是有10多项逐渐的开放，对居民的、对公的、对内的、对外的，这里有很多细节的技术的问题，这些都以逐项给予解决，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谈到人民币的结算，人民币已经开始部分结算了，人民币作为贸易的工具，已经开始了，这些事情都在做。但是直到你把这些基本规则做完，就是它这个规模还是很有限的。

　　主持人权静：包括资本的管制的放松？

　　朱民：这个是我刚才讲资本管制13项下面内容的逐渐的开放剩下的一些。

　　主持人权静：这是中国的方面，如果从国际的方面来说，包括IMF在内，会怎么样去设计人民币加入SDR的步骤，比如说会占到多大的比例？具体的方案会有哪些草稿？

　　朱民：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概念，第一个是，关于怎么样使人民币满足SDR的条件，因为这个事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一个新兴经济的国家、一个还没有可兑换的货币能够进入SDR，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第二个，关于篮子的比例，这个相对就比较简单，是根据一个时点上，是根据贸易的权重、整个货币的市场权重等等算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现成的公式，倒不用考虑，只是整个制度的设计会有一个相应的变化，这个还是要花时间来进行研究和讨论。

　　主持人权静：您觉得如果有时间表的话会是大概的几年？几个大的步骤？

　　朱民：我觉得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主持人权静：其实我们说到人民币的国际定位SDR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到底怎么样确立你的国际地位，在于这个区域的人对人民币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比如很多人呼吁说人民币首先可以在亚洲成为国际货币，但是也有分析声音说，中国的央行对于货币宏观政策调控的能力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觉得他们有足够的把控力，这个是否也是会成为一个顾虑？

　　朱民：你说的都是对的，就是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归根结底取决于市场对这种货币的需求，如果没有需求的话那还是不行，所以这是第一。市场对这个货币有没有需求，这是一个综合方面的，是对这个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使用，以及对他的监管机构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整个的综合的过程，所以也就是考虑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得把整个的一体化的进行综合考虑才行，至于他是区域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我们看到现在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方面的使用，主要是在区域之内，但是也有一些跨区域的进行，当然通常如果你看欧元，欧元是从欧元区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区域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主持人权静：您刚才说的是一个更大的框架，就是大家对人民币到底有多需要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更加具体的就是我刚才问到的，大家会不会对中国的货币调控政策把控存在疑虑，您怎么看？具体的例子，比如2010年是否加息周期的把握不是非常的到位？大家对央行的信心有多少，是否也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障碍？

　　朱民：这个我刚才说了，这是整个的一体的问题，最终会反映在对人民币的需求上，如果你没有对人民币的需求，当然也谈不上国际化，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所以最终会反映，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央行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大家对央行的整个的管理、货币政策的潮流还是很给予认可的，我们周小川行长在国际上地位是非常高，所以他要参会的话，各方面请他发言也是很多的。

　　人民币汇率浮动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是一致的

　　主持人权静：我们注意到，近期你提出了中国针对金融行业的宏观审慎的建议，这样在整个大的国际货币政策当中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朱民：宏观审慎这是危机以后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所谓宏观审慎这个概念，就是从系统风险的角度来管理金融，这是以前比较忽略的，因为以前的监管比较多的比较偏重于微观的管理，资本充足率等等，贷款的质量等等等等，现在看来，第一个是金融机构是越来越多的相互混杂在一起的，他的相互的联动性很大，而且金融整个波动的周期性很强，所以他具有时间性的、周期性的波动，又有在同一时间性的相互的关联度的密切加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怎么防止系统性风险，这是危机以后变成一个金融监管的主要的命题。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现在全球使用的新的概念，就是宏观审慎管理，所以这个宏观审慎管理包括货币政策方面的宏观审慎方面，包括监管方面的宏观审慎，主要是针对系统性风险，就是宏观方面的。所以中国现在国内提出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基金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说在过去的一年多一直在努力的推进宏观审慎的管理，因为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怎么样防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权静：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在达沃斯跟您做这样深入的探讨，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们去年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就是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因为它是全球货币储备货币的地位，它就可以让全世界的经济被它所影响，甚至某种程度上去被它服务，这个话题到今天来讲依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比如说中国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怎么样去花的问题，比如说人民币升值是否要盯住美元，背后又怎么样摆脱过于依赖美国经济、美元的这样一个因素？

　　朱民：当今的货币体系确实存在着它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说它依赖的是主权货币，它不是一个中性的超主权货币，这样它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这也是当今整个货币体系面临的弱点和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以最近G20的主席国法国提出了，他当主席对G20重要的命题，就是对全球货币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全球货币的改革，就提出了怎么样，第一个是对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能不能有超主权货币产生的问题，这是未来的设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今天的情况之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强的经济，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美元仍然还是主要的储备货币，但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此推向的这个全球货币的非主权化的过程，我觉得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权静：背后一个密不可分也必须要谈到的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这两个因素可能密不可分，对于人民币汇率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业内有这样的探讨，说既不能固定，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浮动，您怎么认为？

　　朱民：关于汇率的问题，其实经过了很长的变化，如果你看在黄金时候汇率都是固定汇率的，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1972年牙买加协议推行的都是浮动汇率，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就认为浮动汇率会比较有效的推进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也表明，浮动汇率也可能会在一定的情况下造成金融的波动，特别是现在也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货币市场变得现在越来越大，比如说今天货币市场一天的交易量是4万亿美金，其中大概只有2%左右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98%是纯粹的一个金融的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4万亿的交易会对汇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汇率怎么样决定，一直是一个还在不断的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我想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因为国内的通货膨胀现在总体压力比较大，水平还是在上升，所以中国虽然汇率在上升，但是中国的实际汇率水平上升在过去的一年来说还是蛮快的，所以人民币增值的过程还在继续，我觉得这个是和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

　　主持人权静：对这个问题您的方案或者建设性的意见是什么？中国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问题？

　　朱民：中国应对现在应对的蛮好，我们一直认为人民币汇率进一步的市场化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好事，人民币确实在市场化，我觉得人民币需要进一步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

　　主持人权静：对于最近出现的比如说中国开放了温州个人海外直投的试点，包括允许机构去进行海外的股权投资，您觉得这个对于中国巨额的人民币外汇储备的问题是不是解决有一定的帮助？

　　朱民：国内资本外出一直是降低外汇储备的一个非常用效的国际公认的政策，中国也在朝这方面走，是对的。

　　三速复苏或使经济重回2007年模式

　　主持人权静：我们这两天在论坛上还看到您还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说世界经济现在正在进行“三轨的复苏”，新兴市场是一轨，发达经济体算一轨，美国算一轨，包括您也谈到了美国GDP的增长会在3%左右，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在您的这个概念里面我特别关心对于新兴市场的影响，因为之前您也曾经说过，全球流动性宽松会给新兴市场带来很大的压力，比如说通胀的问题，比如说外汇储备增长很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显现，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朱民：今年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一直说的，从两元的恢复出现三元的恢复，因为去年全球经济基本上是两元化，就是新兴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是平均增长速度达到7.2%，发达经济只有2.5%的增长速度，所以明显的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增长的轨迹，我觉得这是去年经济发生的特别主要的特征。今年美国因为有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所以美国的经济渴望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恢复，所以他处于3%或者再多一点增长，但是3%已经是他的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所以我们说美国可能出现了第三个增长。

　　这样的变化应该是说也有几件事，对今年来说，不完全是因为这个，第一个是，美国的强劲恢复可能会增加美国的进口，这样也会推动新兴经济的出口，这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经济重新回到2007年的传统模式，就是美国不断的进口，有赤字，新兴经济不的出口，有盈余，全球的失衡问题会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第二个，今年和去年比有很大的变化，对新兴经济来说，新兴经济经过了去年一年强劲的增长以后，他基本上已经到达了生产能力的饱和点了，所以他基本上开始进入一个可能过热的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上防止经济过热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的问题。与此同时，最近的食品价格上升，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对通货膨胀压力也很高，因为食品占新兴经济的通胀指数比重很高，中国是34%，印度是17%，俄罗斯是38%，所以食品价格上升就会带动整个的一般物价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这样会形成第二轮反波的话，这个对经济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对新兴经济来说，通货膨胀的压力是今年面临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挑战。

　　与此同时，资本流动现在看来今年仍然会继续，因为去年我们看到资本开始流回新兴经济，这个趋势现在还在继续。因为全球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第一种是我们叫流动性的资本流动，第二种是资产配置性的资本流动，现在看来配置性的资本流动开始向新兴经济流，所以那个规模还是很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也会进一步推动新兴国家的比如说资产过热等等现象，推动通货膨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防止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是新兴经济今年最主要的挑战。

　　主持人权静：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明显，如果说让您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您觉得会有吗？

　　朱民：我觉得政府现在对这个事情高度的重视，现在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抓这个事情，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从需求方面还是要紧缩货币政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控制总需求，从供给方面还是要增加供给，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重要，主要是实体方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要控制通货膨胀，从食品价格的上升变成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个阶段，下力气把食品价格的上升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权静：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央行现在在进行宏观货币政策的时候是否会存在两难的境地？比如说如果继续紧缩的话会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不紧缩的话是不是通胀很难控制？

　　朱民：在货币紧缩的时候总是会面临着对实体经济影响替代性的问题，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可避免，因为还是在平衡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两者之间，中国现在总体增长还是很强劲，通货膨胀日益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挑战，所以把通货膨胀放在主要的政策目标来加以管理，我觉得还是对的。

　　主持人权静：所以未来将会进入加息跟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朱民：进一步的货币政策的紧缩我觉得还是当前通货膨胀很重要的政策方面，但是我觉得在供给方面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权静：您刚才提到了平衡的问题，说有可能现在回到07年那样的状态，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的危机可能一方面是过度依赖出口造成的，但是现在改变中国这种巨额的贸易顺差的状况是否是只能够依赖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有什么其他的渠道？

　　朱民：中国的外贸的顺差应该说下降的很快，07年外贸顺差是占GDP的比重10.8%，去年降到了4.2%左右，所以可见走内需的发展道路足够生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如果美国需求上升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能继续坚持内需的道路发展，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如果又一次反弹的话，既会引起很大的国际压力，也会加大中国增长模式改变的困难，所以这个还得坚持内需模式的发展，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