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孙先锋

　　“短视”的全球货币政策已悄然形成。

　　“一松一紧”颇富对立性的货币政策正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间大行其道。发达国家越是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市场将越是热衷于量化紧缩，具体表现为实施资本管制。

　　这就注定了美联储拟议中的定量宽松政策将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潜在的好处不多，短期内虽然可缓解一下奥巴马政府的就业压力，长期来看却蕴含着制造资产泡沫的巨大风险，而这些泡沫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尽管目前美国经济疲弱，前景也不确定，但定量宽松并非适当的应对之策。

　　难道美联储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吸取到真正的教训？非也。在笔者看来，只是它们不愿正视这个教训而已。就目前来说，在对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分析，全球范围的争论还将继续，也许不同的利益方永远不会统一在相同的观点上。实际上众说纷纭的金融监管不力也只不过是危机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根本原因。在此笔者不得不先做一个较为大胆的假设：若日本、欧盟、新兴经济体监管不力，能惹出这样“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危机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或者说利用）这一轮全球化趋势，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刺激信用膨胀。而其他拥有大量低廉劳动力、资源等出口主导国家，在享有全球化收益过程中，一味追求收益而忽视了结构调整，客观上不自觉地助推了美国错误政策的长期执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美国的错误政策之所以能长期推行，有客观的、深层的制度基础，即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也就是说，这场危机与历史上许多次金融危机一样，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现象。

　　在当今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大环境下，新兴国家、转轨国家首先必须关注全球性的宏观审慎管理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后，各国面临的已是全球系统性风险问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当危机后全球经济可能“二次探底”、美联储仍在不断发行货币的局面下，全球过多的流动性开始大量涌向巴西、泰国、菲律宾等新兴国家，使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对这些国家而言，当务之急并非降低杠杆率等资本指标，因为那不足以抵御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些国家其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重点，基本上必须是采取严厉的资本管制政策。换句话说，新《巴塞尔协议Ⅲ》的政策工具，并不能完全解决资本开放条件下，小国在面临全球流动性泛滥时本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问题。

　　勿庸置疑，只要全球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形不成一定的约束，就会出现如西方不少有识之士所感叹的那样：再一次危机仍不可避免！目前美国危机引发的风险，已不是单个国家的风险，而是现存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全球性风险。何况，美国的相关改革法案还只是原则上提出要解决系统性风险问题，但对于具体的系统性风险应如何识别、如何解决，还并不清晰。

　　其实，早在美联储准备重启大规模量化宽松变得明朗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就已开始实行量化紧缩了。当前，随着全球金融体系中流动着越来越多追逐高额回报的游资，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政府将不得不考虑施行资本管制，以遏制资本流入的副作用。

　　新兴市场正受到套息交易的多重影响。在这种交易中，资金从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这种资金流入会给汇率带来上升压力，从而降低出口的竞争力；在资金流动突然转向时，还可能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资金流入也会加剧通胀。

　　据汇丰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欧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资本管制措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大行其道，这是有违初衷的后果之一。新兴市场正疲于应对报告中所称的“三件套大难题”：既无法让资本自由流动，同时还要保持对利率和汇率的控制。

　　继巴西重新开始对资本流入征税后，在亚洲地区，泰国率先采取了行动，于上月宣布对国债及国有企业债券的资本利得及利息收入征收15%的预扣税，以遏制资本流入。另一方面，该国取消了对海外投资的所有限制，并放宽了对海外贷款者的贷款限制，以鼓励国内投资者对外投资。

　　而根据定量宽松的定义，美联储将购买长期政府债券，数额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或更高，由此向经济和银行超额准备金注入同等数额的现金。市场对这一行动的预期已经压低了长期利率，打击了美元相对其它货币的价值，推升了大宗商品和农业用地价格，并且拉高了股价。

　　正如笔者所担扰的那样，与所有泡沫一样，当利率回归正常水平时，这些被夸大的涨势可能会迅速逆转。因此，杠杆投资者面临的危险最大，包括借款购买上述资产的个人以及持有长期证券的银行。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引发此次危机之后，这些风险已经是一目了然的。尽管目前正在上涨的特定资产价格与上次不同，但令人担忧的是，泡沫破裂之时出现破坏性价格下跌的可能性却是类似的。

　　面对上述状况，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资本管制时，不仅要赞同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还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呼吁并参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行动，约束美元对内政策目标和作为国际货币应尽义务的不对称行为，寻求大国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机制。与此同时尽可能处理好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包括汇率和资本管理政策，从而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