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王小鲁先生有关灰色收入的报告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以笔者接触到的声音来看，一般的认识有两种：一是国家统计局居民收入数据低估了，王小鲁报告数据高估了；二是国家统计局居民收入数据低估了，王小鲁报告数据依然低估了。

　　这两种认识的共识，是业界基本认同国家统计局居民收入数据的低估，关键在于低估的规模。而问题在于，应该怎样去改良官方居民收入数据呢？

　　有很多东西的发展，并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和社会前进的脚步，比如已经在改革的户籍政策。而像中国经济的数据计量体系，则比较隐性化。扭曲的经济数据的过分积累，已经在严重影响决策层和市场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把握。笔者就这个问题与多位人士做过交流，至少在以下几个中国经济的大数据结构层面，有非常多的共识：

　　第一，中国GDP数据仍有被大幅低估的可能。

　　自2004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已经两次大幅上修中国GDP数据。其中2008年GDP被大幅上修1.34万亿元(其中第三产业调增1.09万亿元)，2004年GDP大幅上修2.3万亿元(其中第三产业调增2.13万亿元)。

　　在这两次调整之后，对照修订前2004年的GDP数据，中国经济规模被放大了25%。

　　但在GDP规模问题上，实际上依然有几个重大统计问题没有厘清。

　　在第二产业上，这表现在“规模以下企业的统计数据”问题。规模以下企业容纳了总工业人数就业规模的40%，但日常统计体系里并没有这个口径的数据。这会导致对投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遗漏。

　　在第三产业上，从两次经济普查之后对GDP数据的两次大规模修订看，就能发现目前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统计有着严重问题，只能借助普查进行大规模修订。在目前的统计体系里，服务业连规模以上企业的整体性统计都没有。也就是说，在下一次普查之前，目前的服务业数据很有可能依然是低估的。

　　第二，中国消费数据被大幅低估。

　　在官方统计里，消费数据被大幅低估体现在以下几处：一是中国住房消费占居民消费比例不足4%，这个比例明显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情况，其原因是自有住房虚拟租金计算等统计标准问题；二是中国服务业消费被大幅漏统；三是目前统计是对限额以上的批发零售和餐饮企业的全面调查，但限额以下的采取抽样调查推算，而实际上，限额以上消费数据估计只占零售总额的1/3；四是在消费区域统计上，缺乏对“县以下”区域的消费规模统计。

　　以消费规模计，目前官方数据显示的中国消费规模占美国消费规模的15%左右。但根据摩根士丹利王庆等人的测算，以啤酒、牛奶、发电量、汽车的销售量(而不是销售额)，以及中国金融业、通信业等大公司累加营业收入比较，中国消费规模实际上占到美国消费规模的35%~40%。

　　目前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8%左右，一个简单的推测是，这个数据很可能低估了10个百分点。

　　第三，中国居民收入被大幅低估。

　　王小鲁有关居民收入的报告只是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盖子。这份报告的抽样调研可能有不严谨之处，但定性判断上并无疑问。

　　2008年官方城乡居民储蓄总额3.55万亿元(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的差额)，但这一年光金融机构居民存款就增加了4.54万亿元，还不包括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吸纳的近3万亿元，以及近2万亿元的居民住房或建房支出。

　　以上这些中国经济大数据问题的背后，有什么政策含义或指导意义呢？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并没有目前数据显示的那么差。比如，经过2005年和2009年两次修订GDP规模，以2008年计算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达到41.8%，要知道，2004年未修订时这一比例为31.9%，大幅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

　　过去我们很多的结论性判断，比如投资过高、消费过低、投资消费失衡、消费储蓄失衡等判断，可能都需要重新厘定，在这些判断上得出的很多政策论断，比如要大力刺激消费等，或许也要重新考量。

　　和更多读者和百姓相关的，则是比如“房价收入比”这样的数据，有更高的居民收入支撑之后，不断增长的房价就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如果你过去认为，以很高的房价收入比来衡量的中国地产价格是一个大的泡沫，那么你可能受害于错误的统计数字了。

　　黄仁宇曾经将明朝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归咎于落后的“数目化管理”，从中国经济目前的大数据结构来看，仍需努力。(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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