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玉芝

　　 近年来围绕死刑的争议早已超出司法领域，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究其原因，死刑不仅仅关乎正义，并与生命和道义紧密相关。

　　 谈及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有一起金融犯罪案例至今让人记忆深刻。2009年底，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浙江“民间金融业者”吴英死刑。一审判决之后，法学界内外对此案反响甚大。很多人趋向于认为，无论是从生命权的价值重于财产权的角度考量，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该案主犯吴英罪不必死。应该说，这样的认识，与今天刑法修正案草案对部分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取消，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但对此也有人士认为，这种在刑罚上的减轻，是否会导致对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放松了最后一道防线，从而在实质上造成对经济犯罪的纵容。有鉴于当前的经济领域犯罪层出不穷，尤其是权钱交易等职位犯罪仍为群众深恶痛绝，因此本次刑法修正案采用了对死刑的 “渐废”而不是“速废”。

　　 对待死刑的问题，尽管国际社会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就死刑问题的讨论中，“速废”和“渐废”各有其理由。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废除死刑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上，在大多数已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死刑的存废争议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正如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大法官肖扬所说，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应该的，是早晚的事，但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无论有多少国家、地区已经废除死刑，对中国而言，“渐废”是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选择。对于持“速废”论的人来说，他们对生命权利的敬重，终结以暴制暴循环的良苦用心，很多人也是理解和赞同的。不过“速废”的民意基础尚不具备。同样，那些极端的死刑支持者实际上也是少数，存废之争早已陷入严重的对立。极端的对立让一丁点迈进都甚为艰难，而空耗无助于解决纷争，也不利于保障疑犯的生命权利，因此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务实选择。这一步看似不大，但意义不容低估。

　　 当然，减少这些死刑罪名，既有我们迈向法治国家，兑现对公民各种权利保障的内在动力，也是对国际社会承诺的积极回应。还应看到，减少现阶段有能力废除的死刑罪名，有利于公民提升对人本身的信心，走出以暴制暴、复仇思维的人性幽暗深谷。比如75岁以上的老人，实际上也已基本不具备严重犯罪能力，不杀也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

　　 但废除部分死刑罪名，会导致一些受害家属的心理难以抚平。因此，本次修（刑）法，同时拟延长有期徒刑最高刑年限，并严格限定减刑幅度。这样的规定，目的在于解决“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结构性矛盾，也符合国际趋势，并能更好打击和恫吓犯罪，维护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