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全面改革

　　特约评论员 姜艾国

　　贫富差距扩大对一个社会的稳定性而言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其本身并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比如说高收入与腐败行为和官商勾结有关，另外，类似于出身决定工作分配，组织安排决定个人收入水平，利益集团渗入企业和政府决策圈，土地管理不规范导致地产商纷纷成为巨富，国有企业高层自己确定自己的薪金总额，灰色收入大量存在，垄断行业借助于垄断地位获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等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同样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还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原因就是过去30年来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作为初次分配最重要的一环，资本供应者在全社会追求GDP升幅和利润的环境下一直处于强势或受尊重的地位，而广大蓝领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约束下却不得不屈居于弱势地位，加上工会势力较弱、工人缺乏集体议价能力、企业缺乏正常的调薪机制，于是资本利润侵蚀工人工资就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尚有53.4%，但如今已滑落至40%。与此相关，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12%攀升至23%，而家庭储蓄却一直只有20%左右。

　　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领域，我国同样存在加剧贫富分化的不公正现象，比如：不太合理的上市机制和上市前原国有股权的贱卖导致企业股东或提前“潜伏”的投资者在一夜之间暴富，疯狂上涨的房价导致拥有多套房产的富裕家庭的财产性收益惊人地暴涨，社会慈善组织严重匮乏使穷人得不到体制外应有的关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普通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开支猛增等等。在香港，基尼系数虽然也高达0.45，但由于他们37%的家庭可获得政府的房屋补贴，社会上又有许多资金实力很雄厚的慈善组织和宗教机构一直在从事人文关怀工作，加上政府比较廉洁、机会比较均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因此，香港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各种恶性的群体性事件相对较少。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古以来都是有道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不仅要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更应当清除两极分化背后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因素。

　　贫富分化差距扩大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底层民众在收入一直比较低、生活负担因高房价和医疗教育开支较多而变得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将因自身的生活困难和地位下降而明显降低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体制的认同感。其次，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腐败现象将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削弱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明显转差。第三，在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各个获利阶层，包括腐败分子、影响力腐败者、与房地产和股市暴富相关的企业及公职人员、一直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利得者、国有垄断企业的高薪阶层以及有机会转至国企的政府对口部门官员等，都会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竭力阻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等重大政策的真正贯彻实施，从而成为各种深层次改革有形或无形的阻力。最后，贫富分化现象加剧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不利于刺激内部消费，不利于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不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全面改革，以求建立一个更廉洁、更有效率的政府和更公平、更富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