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5月、6月出口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过25%的出口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长数据并不能说明出口在非常强劲地恢复。如果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全球范围影响，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预期需要有所调整。

　　崔小勇：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拉动。根据我们研究的数据，200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4.80%，但到2009年，这一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5%。反之，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步下降，从2000年51.6%下降到2009年的35%左右。居民私人消费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48.3%下降到现在的37.4%。

　　消费率下降，储蓄率就会提高。但对居民、政府、企业三者的储蓄率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我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通俗地讲就是“可花的钱都在政府和企业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制造”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考虑到当前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预计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可能会持续下降。

　　梅新育：出口我觉得还好。这场危机发挥了为中国淘汰竞争对手的作用，危机后“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普遍显著提高，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但没有动摇欧洲经济的支柱国家，反而对德国经济发挥了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我国下半年出口会如何糟糕，相信我国全年出口能够接近2008年的最高峰水平。至于固定资产投资，我觉得下半年可能会步入相对的低谷。

　　调控不会将房地产打入地狱

　　记者：今年3月底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被称为“史上最严厉”，在宏观经济出现下行的情况下，房地产政策会否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房地产政策未来走向将如何演绎？

　　左小蕾：今年大家一定要做好回归常态的心理准备。去年的天量信贷、4万亿元财政刺激以及房地产的疯狂上涨都不是常态。监管部门从去年11月开始微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代表着政策的回归。今年的调控实际上是要将地产从去年的非常态上涨与获利中回归到一个完善的市场结构当中，要把它的属性变回到居住为主，而不是投资。

　　调控力度不会狠到将房地产打入地狱，而是否出台“按揭首付比例”一类的新政策也不重要，关键还是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转型。转型是让结构合理化，这就要求下半年继续加大住宅供应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崔小勇：政府出台房地产新政的目标主要是要稳住房价，挤出房价泡沫，同时培养消费者对未来房价的良好预期。从供给角度来说，房地产新政的出台会抑制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但从需求角度来说，良好的房价变动预期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从而刺激居民消费。所以，未来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良性的市场预期是否能够形成。更重要的一点是，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如何拓宽行业发展与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当前房地产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长期而言，应该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金融产品和服务，让更多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宅。

　　梅新育：我觉得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容易松动。原因之一是如上所说，经济增速从高峰下滑到仍然较高水平，这是正常现象，无需过度反应；第二，房地产泡沫已经严重损害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抑制房地产泡沫一定时间，实体经济部门较好的增长能够弥补房地产降速的影响；第三，房地产已成为关系社会稳定和政府信誉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是“维持”。

　　调结构中促增长

　　记者：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这是一个长期与短期的矛盾，您觉得应该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左小蕾：调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未来必须要做的，并且中国经济在2010年能够实现平稳增长。中国在现阶段不应该去推动过高的增长，重要的是实现平稳增长，以调节失衡的经济结构。如果去刻意地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增长，可能引发通胀恶化。更重要的是，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增长，也是资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长，这并不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

　　李慧勇：两者间并非不可调和。在经济转型中，我们认为加速城镇化将在未来5年内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从目前看来，加速城镇化条件正在形成。譬如，4万亿投资创造了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条件；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房地产调控将使得更多人能够在城市居住；产业转移和新产业的兴起将吸纳新的劳动力等。加速城镇化将极大地扩大市场需求，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新的城镇化为标志，企业原有的经营环境将发生改变，只有能够在新形势下生存的企业才能胜出。

　　崔小勇：当前经济生活的重点是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两者并不矛盾。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遵循一条发展路径：产业结构构成随着时间推移向资本密集度更高或人力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更应当注重从提高居民收入、调整储蓄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入手，扩大居民消费，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梅新育：方向坚定不移，但不会一蹴而就。在经济景气时多做，遭遇危机冲击时缓行就行了。

　　下半年政策将保持稳定

　　记者：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您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会发生哪些变化？

　　梅新育：《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一条本来很鲜嫩的鱼，如果厨师一个劲猛着翻炒，本来卖相很好的鱼三下两下就会成为一堆鱼渣了，大国治理更是这样。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三天一个政策两天一个法律，我们需要稳定的执行。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稳定，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不是说完全没有新的东西出来，但出来的新东西相当一部分应该是已有原则性东西的延续和细化。最近这几个星期房地产政策几度谣言流传，几度造成房地产股“一日游”行情，接着又是政府部门辟谣，表明我们很需要稳定经济政策预期。

　　李慧勇：从上半年来看，经济基本实现正常化，政策将进入稳定期和观察期。前期在外需增长超预期、经济面临过热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加速政策退出，促进经济正常化。从二季度的形势看，这一目标基本实现，政策再紧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大。

　　鉴于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同样不是很大，以及调控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因此政策放松的概率也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保持稳定是最优的选择。总体上，下半年主要以实施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主。

　　崔小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促进宏观经济健康较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将会侧重于保持“稳增长”的短期目标与“调结构”的长期目标协调统一。

　　面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预计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将会置于巩固经济复苏基础上。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作为这一原理的应用，货币政策更应专注一件它能干好的事情——管理通货膨胀预期。

　　财政政策方面应当做好两件事：一是通过税收结构调整和结构性减税，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这不同于凯恩斯式的“用了又废、废了又用”的临时减税政策，结构性减税有助于稳定人们对未来投资回报的预期，从而保证私人投资的持续稳定；二是合理安排政府支出结构，以降低税收收入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在基本建设、农业生产等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比重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而在教育、社保等福利性支出的比重则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当前，政府支出应更多地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并加大财政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