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消息是，由中储粮对华孚集团和中储棉公司的政策性整合计划已经上报国务院，华孚集团主要承担中央储备糖和储备肉业务，中储棉公司则承担国家储备棉的经营管理，合并之后，中储粮或将更名为“中国农产品储备集团”，一个巨无霸型的政策性央企呼之欲出，它将掌控国人的温饱命脉。

　　记者曾就这些问题向中储粮总公司提出采访申请，但对方以领导工作繁忙为由婉拒。

　　专家访谈

　　建立对大企业的监管制度

　　《中国经营报》：我们从河北、山东等粮食主产区了解到，现在我国基层粮食系统处于非常寥落衰败的状态，粮食仓储企业大多靠为益海集团、中储粮代储粮食来生存，你怎么评价这一现象？

　　李国祥：你所反映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我国整个粮食系统正在调整过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地方粮食局系统的职能是在不断弱化的。

　　本来粮食市场放开了就是让他们到市场里去闯，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吃政策饭。而益海那些精干的人都是我们粮食系统出去的，可以说是中国原来粮食系统的精英，在之前的体制下发挥不了作用。益海集团一分钱的政策饭都没得吃，却不断在市场中壮大，而我们的粮食局系统有政策饭可吃却还在萎缩。现在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么重，更不可能回到原来那种体制里去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中储粮系统不断发展壮大，地方粮食系统觉得自己利益损失严重，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李国祥：国家之所以要组建中储粮是有历史原因的。之前我国的粮食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掌握的，但是一旦某个地区发生粮食紧张需要调粮的时候，中央却很难调的动，平时国家财政给予补贴，当关键的时候地方却封锁的很厉害。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所以进入本世纪后中央决心下大力气建中储粮。

　　在我们学术界看来，粮食的安全靠地方政府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是个需要花钱的事情。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中央政府肯定要承担起来。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所提倡的地方省长负责制都名存实亡，更何况市县级的粮食局了。按道理来讲，地方储备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其实很多地方储备有名无实。

　　《中国经营报》：总体而言，现在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怎么样？怎么评价中储粮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

　　李国祥：我国现在国有储备粮有2亿多吨，这个数量是根据国家的粮食生产形势和消费需求等因素来决定的。这几年由于连续增产，农民存在卖粮难的问题，所以国家储备就比较多，去年的数量是2.254亿吨，这是国家可以控制的粮食数量。占我国粮食总产量5亿吨的一小半，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按照国际标准18%~20%就可以了，可以说这是特殊时期的政策造成的结果。另外，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小麦和稻谷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玉米则很少，所以玉米流通市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客观上来说，现在虽然国家花钱多一点，但粮食安全的保障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储粮的调拨是要国务院直接管理的，所以今年西南大旱、玉树地震这些灾难发生之后，中储粮的粮食调拨能够及时到达。

　　当然，中储粮本身还存在体制僵化的弊病，这些年他们也想在经营上有所作为，毕竟作为企业，国家对他也有业绩考核的，但是现在把它捆得太死了，那么多的储备粮放在那不能动，没有流动起来。其实我们应该想办法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把粮食堆放在粮库里多年不动，现在虽然也有轮换的制度安排，但是手续太复杂。不过，如果放开经营的话，如何保证库存水平，又会存在监管的难题，这考验着我们的政策智慧。

　　《中国经营报》：对于正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大肆扩张的益海集团，你觉得对我国的粮食市场意味着什么？怎么评价这些跨国企业在国内的扩张？

　　李国祥：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确要留意益海这样的跨国资本以及以后将会出现的其他大资本的影响。但对于国内市场来讲，其实所有的企业和资本都是一样的，当初地方粮食系统强盛的时候，市场上的风浪都是地方粮食企业掀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2年粮改放开粮食销售市场的时候那次粮价大涨，都是大型地方粮食企业炒作的结果，这也是中央要组建中储粮，将粮食储备责任上收中央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不管哪一个企业，内资还是外资，当它能够影响和左右市场价格的时候都会选择去攫取超额利润，当然外资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和我国政策的限制会更敏感。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一方面国家要提高自己的调控能力，改善调控方法。随着我国的市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重要的食用农产品应该建立对大型相关企业的监管制度，他们如果在市场中出现操纵价格、哄抬物价，应该建立黑名单制度，不一定惩罚他，但是对这些大企业的信誉的影响是不得了的。另外，我们应该对市场结构做出某种限制，比如说，一家企业不能在全国到处都在扩张，应该在地域上有所限制，还有就是对他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应该有限制，这在国外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来实现。

　　对于益海这样的外资集团，我们除了担忧之外，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加工企业、仓储流通企业来与之竞争和抗衡。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评价2004年以来的这一轮粮改的效果？

　　李国祥：近几年建立起来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确实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标准制定的太高，农民售粮不方便的问题。

　　其次就是托市收购政策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我曾看到一个预算决算报告，2008年的时候，中央财政为粮食储备大概支出了600亿元，而今年的预算决算报告显示，中央为粮食储备支出大约为1700亿元，这样持续下去是不得了的，所以2010年中央打算把这个数字调到1300亿元，但是哪有那么容易，这个数字增长很容易，要想降下来是很难的。我估计到最后可能会达到2000亿元。

　　另外，由于托市收购政策的连续执行，抬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使得原来形成的市场价格发生扭曲，这对产业链的冲击很大，对国内下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2008年开始在东北实行的国家临时储备政策，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大豆、玉米、水稻等，由于价格较市场价格高出不少，导致下游产业普遍陷入停工限产的困境。

　　我对收储企业也做过调查，其实他们对这一政策也是不满意的，原因是他们的收储比较僵化，粮食的收储和吞吐完全听从国家的指挥，所以只能眼看着亏损无能为力，所以并不是说他们不想把经营搞好，而是这个管的太死，储备放在那里不能动。

　　当然他们也在学着往下游加工行业发展，但是这样的僵化体制不是轻易能改变的。他们也知道这样的日子是过不长的，如果老是流拍，财政挂账越来越多，等到了6000亿元的时候，国家还能不能愿意承受就很难说了。

　　陈纪英亦有贡献。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的孙元、刘炙、刘志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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