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陶冶本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集会韩国釜山，为即将于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G20多伦多峰会热身。韩国财长尹增铉本月1日举行媒体发布会，表示希望对银行征税成为此次会议一个讨论重点，并称各国财长可能还会就控制跨境资本流动和欧债危机背景下各国实施“退出”策略的考虑因素展开讨论。此外，有海外媒体报道称，有关国际信用评估机构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也有可能会出现在釜山会议的议程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本月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全球经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以及各国在推进金融监管方面取得的不同进展，并综合各方会前表态，预计本次峰会围绕加强金融监管和退出部署的争论可能最为激烈也最令人期待。其中，各方对于从严监管和谨慎退出可能不会有太多异议，但在具体监管措施特别是对银行征税方面的争论预计会很激烈，实现全球统一开征银行税的可能性不大。

　　监管讨论更趋具体银行税或成争论焦点

　　经历过G20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之后，各国围绕金融监管的讨论已经从最初的表达意愿发展到了现在的协调具体措施与行动阶段，难度也在与日俱增。自去年9月份匹兹堡峰会召开至今，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历经重重阻隔已经走到最后关口，目前处于参众两院磨合法案版本阶段，一旦最终版本确定并经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则美国这场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将进入实施阶段。与此同时，欧洲方面也已出台适用于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框架，英法等国更在本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调整，如征收银行高管薪酬税等。带着各自的改革“战利品”，欧美等国都希望通过G20的平台说服其它国家认同自己的监管标准。这一次，各方激辩的目标很可能是银行税。

　　截至目前，各方围绕银行税的立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最大的分化在于该不该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银行税。围绕这一问题，在危机中金融体系暴露出严重问题的欧美站在了正方阵营，而认为自身金融体系十分强健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等国则站在了反方阵营。

　　不过，欧美的共识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彼此认同。目前，双方均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金融稳定税”。美国已于今年1月提出面向大银行征收所谓的“金融危机责任费”，以用于在未来出现危机时援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欧盟委员会也于上月26日提出要对所有成员国的银行征收破产税以成立专门基金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银行破产危机。由于这两种税收来源及用途大体相似，业界将这一类银行税称为“金融稳定税”。

　　至于欧洲方面提出的另外两种银行税(即托宾税和银行家薪酬税)，美国自始至终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早在去年匹兹堡峰会上，英、德、法三国就联合提出应对金融交易开征全球性的托宾税，并于去年底说服最初曾明确表示反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口承诺考虑开征此税的可行性。此外，英法等国还提出对金融高管的奖金课税，英国政府更在去年12月即已宣布将对国内银行员工超出2.5万英镑的奖金按50%征税。

　　张明认为，要在本次釜山会议上消除上述分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多伦多峰会上也很难实现。目前来看，推广托宾税和高管薪酬税的可能性较小，其中，托宾税的直接结果就是抑制金融交易，而后者本身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因此普遍推广托宾税难免会犯因噎废食的错误。可能的折中办法是就某些具体的风险较大的衍生品进行征税。至于高管薪酬税，张明认为，各国税收体系不同，对于金融行业的依赖程度也不同，征收奖金税是否能够充足且有效地防范危机还很难说，在这个领域的主要作为还应该集中在加强薪酬管理和风控机制上。因此在银行税的问题上，现在最可期待的就是推广征收“金融稳定税”。鉴于澳大利亚等国的强硬态度，张明表示，在一部分核心发达国家而非全球范围内中率先实施这一制度或许是当前比较现实的预期。

　　欧债危机增添不确定性退出步伐或倾向“缓动”

　　本次会议另外一个不可绕过的话题就是如何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力保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警告，全球经济仍易受到主权债务风险的冲击，且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必须密切观察形势，做好预防“二次探底”的准备。无独有偶，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此次赴釜山参会前也特别强调“各国财政改革需对经济增长有利”。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G20领导人意识到可能的“退出”战略应较预想中的推迟一些。张明认为，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较大不确定性，这是本次会议在退出问题上可能较之以往更强调“谨慎”二字的原因。与2008年各国通过投放货币和扩大财政刺激来应对危机的情况不同，本次欧债危机的应对策略恰恰是紧缩财政，加之欧洲央行由一向认为通胀猛如虎的德国主导，在放松货币政策上空间有限，这就对于短期经济增长构成威胁。一旦欧洲经济复苏出现反复甚至“二次探底”，则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日子也将不好过，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将大大增强。在这种背景下，G20国家会再度将目光集中于如何应对眼前危机，呼吁维持宽松与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预计各方仍然会重申规划“退出”的重要性，但这一次可能会更多强调过早而非过迟退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