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前总裁康德苏与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对话全球金融伦理重建

　　不改革的危险会非常大

　　康德苏：亚洲金融危机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但在当今这一关键时刻，并且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非常恰当的。

　　亚洲金融危机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次贷危机则是21世纪的第一场经济危机。亚洲危机后我的想法非常天真，认为全世界已经吸取了教训，未来不会有类似的危机了，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人类社会有一个规律，危机非常必要，它给我们带来改革的动力。但往往当危机结束后，改革就停止了。回头看这个事实非常郁闷，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一直说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和全球合作，但是危机过去后，就忘记了教训。可见，不坚持改革所带来的危险会非常大。

　　陆红军：亚洲金融危机与这场危机的最大不同点是，前者源于新兴经济体，后者源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欧美国家。我在美国次贷危机初期就提出要追踪大投行与复杂衍生品，随着复苏的进程，具有复杂性的衍生工具CDO、CDS等产品正悄悄地退出人们的警觉视线。这也符合人类记忆的特点。然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人们看到这些机构与工具依然在操纵市场，甚至为欧洲国家的债务打包，并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

　　康德苏：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很多，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中技术层面的问题，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公共财政问题，还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私营金融公司的问题，都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纰漏，一些“高深”的工具和方式给打包卖到国际市场上，但其背后隐藏的高风险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披露。另一方面是道德方面的错误，如把房屋抵押贷款贷给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的人群。在传统金融领域，没有充足收入是不可能把贷款贷给他们的。从道德角度来说，这就是一种犯罪，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穷人贷款，实际上是让他们最终失去一切，不仅失去他们仅有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对整个生活的追求和梦想。

　　陆红军：衍生品和我们现在讲的金融创新之间应该分得非常清楚。次贷危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度的资产证券化和杠杆化。有意思的是，在中文中“融”字是个典型的象形文字，其结构左边是“利”(如房子、财富)，右边则是“害”(“虫”字)，两者有“度”方能趋利避害。再看另类投资，通常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强项是主权基金，发达经济体的强项是对冲基金，这次危机使得对冲基金和主权基金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尤其2007年至2008年，IMF制定了主要针对新兴经济体的主权财富基金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固然是有必要的，但应保持国际准则的对称性和平等性。遗憾的是，至今全球尚未通过针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准则与规范主权债务国家的新行为准则。

　　康德苏：道德层面特别值得重视，金融活动中的正直，这是一个良好运作的经济体必不可少的条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发展的驱动力是利润，但要有先决条件，即必须要确保邻里发展和社会发展，作为政府要承担责任。可是，原来的资本主义思潮认为，要使得金融活动、经济活动能够最有效，必须要对社区、对公众利益的关注降到最低，这样才能有更多时间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我们丧失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带来了金融危机。

　　陆红军：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运作者的能力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或道德危机(如华尔街丑闻)。我在2002年曾提出培养金融人才应该“营养均衡”，较为合理的比例应为：金融技能占50%、商业智慧占20%、伦理道德占20%、管理哲学占10%。尤其在培养高级金融人才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全球伦理道德教育，它比金融技能和商业智慧更重要。一批全球知名投行与CEO的沉沦，验证了金融企业家必须有良好的心态和状态，平衡“对财务报表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关系。当我们审视以往的工商财经教科书时，引导人们“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追逐财富的例子到处可见；而鲜有人从哲学意义上思考并向世人阐述财富的宗旨与本质。

　　近几十年来，金融行为日益趋于中间化，似乎没有明显对错之分，尤其在机构财富管理与投行金融创新方面。不久前，《峭壁边缘》的作者保尔森曾对记者表示：华尔街“贪婪”一词可用“利益驱动”来表示。但实质上，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利益驱动”包含着更广泛的动机，而“贪婪”则是违反国际金融伦理的罪恶行为，因此前者不能被后者所替代。忽略和忽视这两者的区别，恰恰是金融监管与金融教育的失败之处。

　　主权债务沦陷：危机深化的警示

　　康德苏：从这21世纪第一场经济危机中我们要吸取以下教训：

　　第一，不能继续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和理念支配金融行为，不能容忍没有道德的金融体系持续下去；

　　第二，要加强行业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找到最好的方法，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对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要让他们意识到做好工作的同时必须要有道德标准，避免再次发生高风险、不透明的行为，不能只关注短期利益。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来确保整个金融行业的行为变化。如何实现正直、提高透明度，确保下一代从业人员能够得到很好教育，知道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当中做出相应的正确的选择。

　　陆红军：我觉得金融业者保持方向感最重要。我建议如IMF这样的机构，应当在第一时间将欧洲国家的真实状况及时向新兴经济体做出沟通。其次，要重建全球商业伦理与金融纪律，要以人才的全面发展为主，尤其要注重人品与情操。

　　无论是美国的“次债”危机或欧洲的“主债”危机，核心是在“债”字上出了问题。在中国文字中，“债”字由三个基本字义构成：人、主、贝(财或钱)，或由人与责(任)两个基本字义构成。在英文中也是由债务与债券通过一个合约“绑”在一起而形成债券“Bond”。在汉字文化与意境中，人、主、钱三个字，包含有明显的资产归属感，而金融从业者的天职是为投资人服务而非相反。但事实上，华尔街的部分金融人士，始终缺乏这种商业伦理。

　　IMF与中国

　　康德苏：现在我们必须进行改革。在共同合作的30年当中，我参加过很多峰会，有10国、20国、70国峰会，现在看到G20峰会大家采取的合作态度很好。要进一步提高在金融、商业运作中的透明度，进一步协调合作关系，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IMF要提供相应的改革工具，对此我抱着希望。去年中国央行行长提出新的国际货币形式，这种方式有想法和价值，我对此表示认同。

　　陆红军：未来10年是全球经济重塑的关键期，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型的关键期。我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立评估办公室(IEO)建议，应加强完善同中国战略合作与技术合作，首先是改善中国投票权，目前我们的投票权是3.66%，考虑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我感觉中国未来投票权应从3.66%进入到5%~6%；其次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改组建立SDR(特别提款权)，应该确保人民币占有10%比例；第三是改善中国高管人员在IMF中的比例。

　　全球伦理建设：在悬空的希望中怀抱希望

　　康德苏：首先，那种由于希腊的债务危机而认为欧元会贬值的想法，极度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是的，现在的情形是严峻的，希腊政府的不当行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受到了市场的惩罚。欧元区也果断采取了行动来应对。欧盟委员会和IMF联手推出了欧洲纾困计划，我相信只要有决心和支持，这个计划一定会获得成功。现在市场上的恐慌只会自食恶果。越恐慌，惩罚越严重。

　　中欧的贸易伙伴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双方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认为目前的币值波动不会对现有的双边贸易活动产生严重影响。虽然希腊债务危机使欧元出现一定疲软，对人民币兑欧元汇率会有一定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绝对不会影响到双方的正常贸易活动。此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发展还会对欧元区的经济产生推动作用。

　　陆红军：全球复苏与全球治理也可以是对立的统一。往往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充满了复杂的利益驱动与冲突。经济复苏中往往保护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似乎提倡伦理道德就无法激励人才、提升市场活力。事实上，各种货币市场下人的行为可能也必须统一到全球伦理的规范准则上来，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这样才能获得国际金融的真正平衡。

　　欧元是介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砝码之一，在常态下可以调节两者。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势必影响到欧元、美元与人民币的某种平衡。这预示着人民币将面临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新压力与新机遇，这个进程也许将随着新世纪多重危机高度复杂化的特点而加快或延迟，而这正是许多人所没有准备的。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尚未处理妥帖的1.4万亿美元问题资产，加上2008年欧盟总体的政府赤字水平翻了三倍(仅希腊债务危机就高达2940亿欧元)的阴影，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金融的两大变数，这也警示我们加强经济治理与金融监管，特别是规范全球金融伦理，将成为影响全球再平衡的长期艰巨工程。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整理)